摘 要: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具有深刻的內涵與重大的戰略價值。從近代歷史維度、中國貢獻維度、現實需要維度與戰略價值維度看，全球治理倡議與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和平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共同形成解決世界問題的中國方案，順應絕大多數國家的共同期待，為全球發展、安全、文明、治理領域的全球合作，提供了公正、合理、有效的制度框架和規則體系，是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世界永續和平與發展，形成有效、有序、有力全球治理的重要遵循。
關鍵詞:全球治理倡議 中國貢獻 戰略價值
【中圖分類號】D815；D820 【文獻標識碼】A
2025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組織天津峰會期間提出全球治理倡議，核心主張是：奉行主權平等、遵守國際法治、踐行多邊主義、倡導以人為本和注重行動導向[1]。中國以大國應有的歷史擔當與戰略遠見，堅持問題導向、目標導向，闡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則、方法和路徑，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指引人類前進方向，再次貢獻了中國智慧。我們要深刻把握這一重大倡議的深意，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進入新的階段。
近代歷史維度
從全球治理倡議的近代歷史維度看，近現代國際治理體系形成，既是世界秩序不斷失衡與矯正的過程，也是人類社會不斷尋求共識與共治的產物。世界歷史進程并非單線演進，而是既充滿偶然性、多樣性與曲折性，又在不同時代、不同領域和不同層次上，呈現出整體關聯、辯證統一與螺旋式演進的歷史趨勢與時代特征。國際秩序的周期性演進并非人為臆造，而是主客觀因素相結合，并不斷受到歷史條件限制的復雜進程。
近現代國際治理體系可追溯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署。歐洲三十年戰爭（1618年—1648年）是歷史上第一次整個歐洲參與的大規模戰爭。戰爭結束后簽署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了國家主權至上的國際法基本原則，民族國家成為國際關系中重要的基本行為體。人類歷史上成文的世界秩序構建原則由此發端、演繹，并開創了后來被稱為“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全球治理雛形，對歐洲歷史乃至世界歷史進程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烈，促使人們尋求建立制度化和平機制。1919年，巴黎和會上簽署的《凡爾賽條約》，由于其代表性不足問題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聯合國家共同宣言》《關于普遍安全的宣言》《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重要國際文件相繼發表，中國均積極參與其中。在這一基礎上，1945年50個國家代表簽署的《聯合國憲章》，成為重大戰后遺產，賦予聯合國維護戰后國際秩序的崇高使命，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的體現，也標志著戰后國際秩序的確立。在這一基礎上，一系列國際組織相繼誕生，國際秩序與治理規則逐步確立，為全球穩定運轉提供了框架。
80年來，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依然是人類應對共同挑戰、實現共同繁榮的重要遵循。聯合國成立后，幾乎所有的殖民地都已獨立并成為其會員國，這些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取得巨大進步。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力量和全球南方國家的崛起，客觀上需要對聯合國等國際組織進行改革，以適應新的現實需要，確保其在全球治理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中國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與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一脈相承，旨在堅定支持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核心作用，推動各國依托聯合國等多邊機制，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與建設，為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攜手邁向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指引。
中國貢獻維度
從全球治理倡議的中國貢獻維度看，中國對聯合國事業作出重大貢獻，是維護國際秩序與公平正義的重要建設性力量。在國際局勢發展的每個重要關頭，中國都提出了具有戰略貢獻的思想理念，提供了全球治理的稀缺產品——思想產品。
自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以來的54年間，中國對聯合國事業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在維護國際和平與公平正義、促進經濟發展、推動全球減貧、恢復生態環境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提出了許多建設性主張和建議。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成為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和國際法基本原則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風起云涌，世界殖民體系土崩瓦解，同時冷戰陰云籠罩世界，“強權即公理”的理念甚囂塵上，剛剛獲得獨立的新生國家渴望維護國家主權、發展民族經濟。在此背景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誕生于中國，迅速走向世界。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大大提高了發展中國家在聯合國的地位和作用。鄧小平同志關于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和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理念，為建立一個公正、公平、平等、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產生了積極推動作用。
習近平主席繼承并拓展了我國國家領導人在思想理念方面對聯合國的重大貢獻。針對全球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等關乎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全球性挑戰，習近平主席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這些構成了理念先進、目標一致、功能互補、相互促進的有機整體。全球發展倡議激活發展動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大廈的“發展支柱”，以平等均衡的全球發展伙伴關系，推動共建全球發展共同體；全球安全倡議聚焦戰爭與和平、沖突與穩定等問題，致力于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國際爭端，營造和平穩定環境；全球文明倡議凝聚價值共識，推動國家間合作從地緣或利益共同體，升華為文明共同體；全球治理倡議順應絕大多數國家的共同期待，為發展、安全、文明領域的全球合作，提供公正、合理、有效的制度框架和規則體系。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認為，全球治理倡議以多邊主義為基礎，并強調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重要性[2]。
現實需要維度
從全球治理倡議的現實需要維度看，全球治理赤字在多個領域持續加劇，現有國際體系的規則、機構和資源，已無法有效應對日益復雜的全球性挑戰。我們不能低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治理體系的重要作用和歷史貢獻，同時應看到這一體系當前面臨的問題和挑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一些原來主導建立國際治理體系的國家，現在淪為戰爭的肇事者、推動者與助燃器，將本國利益凌駕于全球福祉之上，導致和平與戰爭的天平發生危險的傾斜。
全球軍事沖突擴散。2024年是近80年來全球武裝沖突數量最多的一年[3]，同年全球被迫流離失所的總人數達到1.2億，創歷史新高[4]。2024年全球軍費開支的漲幅是冷戰結束以來最大的，達到2.7萬億美元[5]，而聯合國批準2025—2026財政年度的維和預算，總額僅為53.8億美元[6]，比例懸殊。在俄烏沖突、巴以沖突、蘇丹內戰等危機中，聯合國安理會因大國分歧，多次無法通過關鍵決議，行動能力嚴重受限，甚至有聯合國官員在加沙不幸殉職，卻難以達成實質性成果。聯合國的權威正在受到嚴重挑戰，當多邊機制無法有效遏制沖突，當強權政治取代規則共識，爆發更大規模戰爭的風險便陡然攀升。原有國際治理體系局部失靈，已成為擺在世界面前的重大挑戰。
科技霸權擴張。技術壟斷加速全球文明秩序失衡，數字鴻溝日益加深。根據國際電信聯盟數據，2024年無法上網的人口估計為26億人[7]。科技霸權并非簡單的技術領先，而是通過重構全球科技體系，實現對文明進程的影響，集中體現在三個層面。其一，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領域，一些國家通過控制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關鍵環節，實施技術霸權。以“國家安全”為名，通過關稅、科技、資源三重手段，破壞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如在半導體領域，盡管全球供應鏈高度復雜，一些國家仍憑借在設計、制造、設備等核心環節長期積累的優勢，利用科技霸權，將切斷產業鏈供應鏈異化為“科技霸權工具”，迫使全球企業面臨“承擔高關稅或重構供應鏈”的兩難選擇，乃至付出巨大成本。其二，在空間領域，科技霸權正演變為對物理空間的無序瓜分。1000米—3000米以下的低空經濟、8000米—12000米的航空網絡、低軌衛星星鏈與太空設施，構成了立體空間治理的新場域，卻因大部分空間區域“無規則、無標準、無秩序”，成為科技強國的角力場。一些具有科技優勢的國家申請大量低軌衛星、資本支撐的公司主導發射量，這種“以數量定歸屬”的邏輯，實質上是在用技術優勢壟斷公共空間資源。若全球太空軍事化發展成為現實，那么掌握技術制高點的國家將會對其他國家形成“降維壓制”。其三，科技霸權正與傳統霸權疊加，形成對他國的霸凌和復合壓制。近年來，有的國家無視多邊規則，在貿易戰與領土爭端中摒棄國際慣例，本質上是在用科技優勢強化“強權即公理”的邏輯。科技霸權助長少數國家重構貨幣體系與壟斷空間資源的能力，再疊加軍事與經濟優勢，全球治理便可能陷入“規則空窗”與“權力壟斷”的惡性循環。如國際組織被邊緣化，公平正義被技術鴻溝吞噬，人類文明的延續有可能失去制度保障。
全球貿易體系受到重創。逆全球化聲浪依舊洶涌，個別國家發動的貿易戰幾乎波及世界上所有國家，貿易投資呈現政治化、武器化趨勢，疊加“脫鉤斷鏈”“小院高墻”的行徑，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形成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體系幾乎已被分割或解構，全球貿易與金融網絡碎片化程度加劇。全球性貿易談判停滯不前，世界貿易組織（WTO）上訴機構長期停擺，世界仿佛回到20世紀上半葉貿易金融以鄰為壑的歲月。全球發展赤字呈幾何狀增長，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24年發布的年度報告顯示，全球約11億人生活在極度貧困中，其中超過半數是不滿18歲的未成年人[8]。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數據顯示，2024年全球公共債務從2023年的97萬億美元增至102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發展中國家受到的影響最為嚴重[9]。
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滯后。2024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創歷史新高，面臨碳排放持續攀升的嚴峻現實。根據國際能源署發布的數據顯示，2024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比微增0.8%，總量達378億噸，再創歷史新高。氣候資金落實仍存較大缺口，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布的數據顯示，2024年發達國家提供的氣候資金總額為883億美元，雖較2023年增長12%，但仍未完全兌現1000億美元的年度承諾，且氣候適應項目的資金占比僅為三分之一左右，與巴黎協定要求的平衡分配存在明顯差距。技術轉移壁壘亟待突破，清潔能源技術專利仍高度集中于全球少數頭部企業，發展中國家技術獲取成本遠遠高于發達國家。這種技術壟斷嚴重制約全球減排進程，如果不采取緊急措施，將無法實現《巴黎協定》的溫控目標[10]。為應對氣候變化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全球每年的發展籌資缺口估計達到4.2萬億美元[11]，且這一缺口仍在擴大。
世界正站在一個時代的分水嶺上，全球化的持續深入既帶來機遇與收益，也帶來一系列全球性挑戰，步入一個國家間競爭博弈加劇的新階段。這些挑戰的規模和速度，超出單一國家的應對能力。雖然全球性緊密的經濟聯系趨勢似乎不可逆轉，但關于這些聯系的規則、可接受的行為范圍、協調機制，以及解決爭端和執行協議的方式正變得越來越不確定。大國間關系不同于20世紀中期的意識形態對立，但塑造國際行為準則的斗爭仍然激烈。盡管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仍然占據主導地位，但新興的大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擁有更多的資源和影響力。在這種新的歷史背景下，中國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堅持問題導向，為世界突破困局指引了方向。
戰略價值維度
從全球治理倡議的戰略價值維度看，中國始終堅定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這彰顯了新時代中國大國的責任與擔當。習近平主席多次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金磚國家等多邊機制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國特色、符合國際期待、順應歷史大勢的新理念、新主張、新倡議，為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完善提供重要戰略引領。
全球治理是指國際社會通過規則、機制和合作方式，應對跨國性挑戰、協調各國利益、維護全球秩序的過程。全球治理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幾百年來，全球治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在維護和平、促進發展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全球治理的概念產生并興盛于歐美，理論上脫胎于西方傳統國際關系理論，在思想根源上與“西方中心主義”“文明優劣論”“種族優劣論”等密切相連，具有先天缺陷性和歷史局限性。理想的全球治理體系應體現公平性，尊重不同國家的發展階段和訴求，避免和反對霸權主義或單邊主義，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源于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隨著國際力量消長變化和全球性挑戰的日益增多，加強全球治理、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正成為大勢所趨。
新形勢下，聚焦“構建什么樣的全球治理體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這一急需回應的時代課題，習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組織+”會議上鄭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議，這是絕大多數國家之所盼，是絕大多數人民之所需，是絕大多數國家領導人之所急。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摒棄了零和博弈、贏者通吃的舊理念，強調各國在國際事務中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共同參與、共同建設、共同分享，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全球治理提供了全新的價值導向。全球治理倡議與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涵蓋經濟、政治、安全、文化、生態等多個領域，形成一個系統完整、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豐富了全球治理理論的內涵，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
全球治理倡議堅持奉行主權平等，這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基礎。習近平主席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強調世界命運應該由各國共同掌握，國際規則應該由各國共同書寫，全球事務應該由各國共同治理，發展成果應該由各國共同分享[12]，推動各國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這是全球大多數國家的共同訴求。當前，聯合國憲章中確立的“主權平等”原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并未完全在國際關系實踐中得到落實。有的霸權國家采取以強凌弱，對小國、弱國、盟國呼來喝去，甚至直接提出吞并領土訴求。各國無論大小、強弱、貧富，主權和尊嚴必須得到尊重，少數國家壟斷全球治理的不平等狀況，不應再繼續下去。完善更加公正的全球治理體系、體制與機制，應該由各國共同書寫、共同維護、共同執行，沒有也不應該有例外。各國內政不容干涉，各國都有權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都有權在全球治理進程中平等參與、平等決策、平等受益。
全球治理倡議堅持遵守國際法治，這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原則。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是公認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必須毫不動搖加以維護，只有國際社會共同維護法治精神，才能匯聚起以國際良法促進全球善治的積極力量。全球治理依賴于國際規則、法律和制度框架，如《聯合國憲章》致力于維護和平，《巴黎協定》致力于應對氣候變化等。這些國際規則為各國提供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的制度框架，核心目標是解決超越單一國家能力的全球性問題，如氣候變化、恐怖主義、公共衛生危機、經濟不平等、網絡安全等。中國一貫主張并踐行大國責任擔當，成為聯合國維和行動的重要力量；中國一貫維護國際法的權威性和嚴肅性，確保國際法和國際規則平等統一適用，體現出中方對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體系的堅定支持。這與當前少數國家大搞“雙標”，將國內法律轉化為“國際法”，將“家規”強加于人，嚴重沖擊國際規則和國際秩序，形成了鮮明對照。
全球治理倡議堅持踐行多邊主義，這是全球治理的核心理念。現行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的核心理念是多邊主義，其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全球治理的主體不僅包括主權國家，還包括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以及公民社會等。根據《國際組織年鑒》統計，國際組織數量從20世紀初的200余個增至目前超過7萬個，它們在環境保護、人權、發展援助等多個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全球化深入發展客觀上加速了不同國家、社會、文化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西方霸權主導的國際舊秩序越來越不合時宜，甚至成為新的緊張和沖突的根源。多極化格局呼喚全新的全球治理體系，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始終切實履行應盡的國際責任，直擊全球南方國家代表性不足問題，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積極參與多邊組織合作，攜手各國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全球治理倡議堅持倡導以人為本，這是全球治理的底層邏輯。以人為本是全球治理的價值內核，只有以人民的獲得感為目標，不斷為民眾提供和平發展的信心和穩定預期，全球治理體系才能得到廣泛支持并有效運作。一方面，中國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顯著特征、本質特征；另一方面，中國一貫尊重世界各國人民的生存權、發展權、安全權、環境權等，通過共建“一帶一路”，謀求為全人類帶來發展機遇與整體福祉。全球治理的目的，就是要把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現實，共同建設一個人人享有富足安康的世界。中國始終將自身發展同各成員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聯系起來，推動彌合南北發展鴻溝。中國提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幫助共建國家加快經濟發展。世界銀行預測，到2030年，共建“一帶一路”相關投資有望使共建國家760萬人擺脫極端貧困、3200萬人擺脫中度貧困。這是中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將本國利益寓于全球利益之中的又一生動例證。
全球治理倡議堅持注重行動導向，這是全球治理的務實態度。行動導向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原則，要標本兼治，尋找可持續解決方案。全球治理的活力源于實踐，關鍵在行動，根本要看成效。中國在聯合國和各類國際組織中，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在中國主辦的國際會議、國際論壇上都提出了許多務實的行動和舉措。目前已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支持全球發展倡議，70多個國家加入“全球發展倡議之友小組”[13]，全球安全倡議已得到130多個國家和國際地區組織的支持，明確寫入140多份中外雙多邊文件，順應各國人民殷切期待。全球文明倡議多次被寫入聯合國決議和多邊外交文件之中，在第78屆聯合國大會上設立了中方倡導的“文明對話國際日”。全球治理倡議必將以務實合作積極凝聚共識，打造更多可視成果，推進全球治理取得積極成效，切實造福各國人民。
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提出全球治理倡議，彰顯了新時代中國的責任與擔當。面對國際上變亂交織的復雜格局，未來全球治理的重點需要進一步聚焦。一方面，應推動世界人民的共同覺醒，推動發展中國家和全球南方國家的整體崛起，通過它們的力量推動國際秩序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應推動國際機構改革和完善，讓這些機構能夠更好地適應新型經濟全球化需求。在維護合理的秩序、規則、標準的基礎上，各國應共同填補那些亟待解決的規則、標準、秩序空白。如人工智能發展的道德邊界、人工智能對全球性就業帶來的挑戰等，是當下亟需全球協同應對的問題。推進新型經濟全球化，加強全球治理的合理化、正常化、公正化和可持續化，需要世界各國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擔當，這已成為刻不容緩的任務。只有通過全球共同努力，才能在解決存量問題的同時解決增量問題，重塑更加包容、暢通、公平、有序、相互支撐的新型經濟全球化，讓全球治理體系真正服務于全人類的共同發展和共同利益。
【本文作者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原總經濟師，國務院研究室原司長、研究員】
注釋略
責編：石 晶／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