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是“十五五”時期的重要戰略任務。根據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作出的重要部署，并結合過往經驗，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關鍵是處理好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政產學研用、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科技自立自強和高水平對外開放合作等幾組重要關系，為各類經營主體共享發展成果提供更好制度性保障，不斷培育新的增長動能，釋放更大發展空間。
關鍵詞:“十五五”時期 現代化產業體系 實體經濟 協同發展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2023年5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強調：“加快建設以實體經濟為支撐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關系我們在未來發展和國際競爭中贏得戰略主動。要把握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浪潮，適應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要求，保持并增強產業體系完備和配套能力強的優勢，高效集聚全球創新要素，推進產業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建設具有完整性、先進性、安全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1]并提出“五個堅持”，即堅持以實體經濟為重，防止脫實向虛；堅持穩中求進、循序漸進，不能貪大求洋；堅持三次產業融合發展，避免割裂對立；堅持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不能當成“低端產業”簡單退出；堅持開放合作，不能閉門造車。2025年10月，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把“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作為“十五五”時期的重要戰略任務，[2]充分體現黨中央對于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發展壯大實體經濟的高度重視。
當前，各國競爭已不局限于單一產品、技術和產業，更多的是產業體系的競爭。作為現代化國家的物質技術基礎，現代化產業體系關系大國興衰，關系區域發展優勢和地位。那么，“十五五”時期如何進一步推動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根據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實踐經驗，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關鍵是要在堅持大力發展實體經濟，特別是先進制造業、建設制造強國基礎上，處理好幾組重要關系，走協同發展的建設之路。這幾組重要關系包括，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政產學研用、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科技自立自強和高水平對外開放合作等。
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協同發展
2023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進行第二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指出“新發展格局以現代化產業體系為基礎，經濟循環暢通需要各產業有序鏈接、高效暢通”，強調“優化生產力布局，推動重點產業在國內外有序轉移，支持企業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促進內外產業深度融合，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競爭力強的現代化產業體系”。[3]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意義重大，任務艱巨，無論是實現自主可控、安全可靠，還是增強競爭力強，皆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各類經濟主體持續付出艱苦的努力。因此，上述目標的實現，既不能僅靠國有企業或民營企業，也不能各自為政、平行發展，而是應該在堅持落實“兩個毫不動搖”的基礎上，促進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優勢互補、協同發展，實現“1+1>2”的效果，共同構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競爭力強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協同發展，是實現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目標的重要保障。其一，實現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離不開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完整獨立。民營企業更傾向于在經濟效益好的產業和產業環節，投資生產和發展；國有企業更多在市場失靈的產業和環節，發揮關鍵支撐和保障作用。民營企業以盈利為主要目的；國有企業以國家、社會整體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由此，二者合力才能確保產業鏈、供應鏈的獨立、完整。其二，一些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是國家重要戰略科技力量，掌握著豐富的科技創新資源與關鍵核心技術。得益于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國有企業在突破“卡脖子”技術和行業共性技術等方面，具有民營企業不可比擬的優勢。民營企業則由于機制靈活，擅長將已有技術進行廣泛市場化應用，并產生良好的經濟效益，成為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有力支撐。此外，在不同產業和領域，二者基于各自獨特優勢，相互為對方提供支持。如在應用型人工智能技術方面，民營企業表現出較大活力和創造力；在人工智能所需要的算力和電力方面，國有企業則優勢明顯。國有企業為人工智能技術提供應用場景和基礎設施支持；民營企業則為國有企業數智化轉型賦能。
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協同發展，將有力增強國家競爭力。現代化產業體系中，競爭力主要來自于資源優勢、成本和配套優勢、管理優勢、創新優勢、市場優勢等。而現實中，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往往分別具有以上部分優勢，只有加在一起，才能形成互補和整體優勢。以新能源汽車產業為例，國有企業在基礎設施建設、電力供給、生產制造等方面具有較大優勢；民營企業則在自動駕駛技術、智能化軟件應用、品牌建設、市場營銷等方面具有較大優勢。正是由于二者的協同發展，推動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崛起。在創新優勢形成方面，國有企業在基礎研究、重大技術攻關上投入大、周期長；民營企業在應用創新、成果轉化上效率高。兩者結合，可形成“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轉化”的完整鏈條，以及強大的創新迭代優勢。此外，國有企業擁有雄厚資本、政策資源和穩定供應鏈；民營企業則更貼近市場需求、機制靈活，二者協同，可優化資源配置。
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協同發展，為實現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營造良好環境。現代化產業體系強調“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且兼顧效率與公平、發展與安全。國有企業的戰略引領作用與民營企業的市場活力結合，既能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如數智化、綠色低碳轉型，又能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并保障就業等基本民生目標和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最終實現高質量發展。在全球產業鏈重構背景下，國有企業主導關鍵核心環節，如能源、糧食、工業母機，民企則更多參與配套和細分領域，二者共同筑牢產業鏈、供應鏈韌性。總之，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是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過程中缺一不可的“左右手”，二者協同發展才能實現產業體系的完整性、安全性和競爭力。可以說，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協同發展、優勢互補的過程，就是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和形成的過程。
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有機結合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指出，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是“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原則之一。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既需要政府積極有為，更好發揮作用，又需要市場充分有效，在要素資源優化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具體而言，在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中，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構建和完善與發展新質生產力更加適應的生產關系，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做好產業發展規劃，制定科學合理的產業政策和行業標準；市場的主要作用則是進一步激發企業家精神，促進要素合理流動與優化配置，通過公平競爭實現企業優勝劣汰和產業轉型升級。只有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之間相互協同、優勢互補，才能成功構建適應中國式現代化要求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在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中，政府和市場角色定位與分工不同，但缺一不可。其中，有效市場是核心動力機制，也是資源優化配置主要手段。市場通過價格機制、競爭機制和供求機制，引導資源向高效領域流動，激發企業創新活力和產業升級動力。在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與形成過程中，市場能精準捕捉技術趨勢、消費需求和全球分工機會，推動產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例如，新能源汽車、數字經濟等產業的快速發展，離不開市場對技術迭代和消費需求的敏銳響應。有為政府則為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提供重要引導和保障。政府通過頂層設計與產業政策等戰略引導、制度供給、公共服務和風險防控，彌補市場失靈，為產業發展創造穩定、公平、可預期的環境，提供良好的基礎設施和人才支持。例如，政府通過搭建創新平臺、整合創新資源，加大在基礎研究領域投入，解決關鍵核心技術和行業共性技術攻關等，周期長、風險高、具有外部性的科技創新難題，通過加強環境保護、反壟斷，保障相關產業健康、可持續發展。
在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中，政府和市場互補發力，進而形成合力。一是在價格信號引導與政策引導的作用下，政府和市場共同推進產業創新驅動轉型升級。比如，在市場中，企業為獲得更大競爭優勢和更多超額利潤，往往會主動進行研發投入和創新，進而實現創新驅動發展，并不斷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但創新者往往面臨很大風險，且可能被模仿抄襲。對此，政府可通過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給予研發投資一定的稅收減免，引導企業積極創新。又如，在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中，市場推動企業淘汰落后產能、采用新技術，政府則通過補貼、稅收優惠支持企業技改，并通過制定環保標準、安全生產法規，避免無序競爭和社會成本外溢。二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能夠在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提供互補性的支持。在初期，政府通過給予更多政策上的引導與支持，為產業蓬勃發展提供寬松的環境。到了成熟階段，政府通過進一步加以規范，避免無序競爭和形成壟斷，同時借助市場的競爭機制，實現對相關企業的優勝劣汰。三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共同促進產業基礎高級化和產業鏈現代化，維護產業安全。產業基礎高級化是指，產業發展所需要的核心基礎能力，從低水平、低附加值、高度依賴性，向高水平、高附加值和自主可控方向升級，是產業體系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支撐，往往具有較強的外部性。因此，需要政府更多地發揮作用。產業鏈現代化則更多通過市場競爭，得以不斷實現和提升。在產業安全維護方面，需要政府進行合理產業布局和備份，同時也需要市場公平競爭提高相關產業競爭力。
在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中，政府和市場手段各異，但目標相同、方向一致。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協同發展的最終目標，是形成“自主可控、富有韌性、動態升級”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一方面，通過市場活力釋放產業創新潛力，讓產業在全球競爭中具備效率優勢；另一方面，通過戰略布局和底線思維，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推動產業發展兼顧民生改善、共同富裕和生態可持續，實現有效市場的活力與有為政府的定力有機統一。市場“看不見的手”是拉動力，政府“看得見的手”是引導力，兩者相互配合，共同促進現代化產業體系既充滿活力又行穩致遠。以安徽合肥市為例，該市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合肥成立全國首個城市級場景創新促進中心，以政府主導、企業運營、市場參與的方式，為產品找場景，為場景找產品，促進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
產學研用深度融合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對科技創新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作出部署，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強調“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搶占科技發展制高點，不斷催生新質生產力”。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僅需要政府科學規劃引導，企業積極作為，還需要相應的教育、科技、人才支撐，需要以用戶需求、消費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要求產學研用協同聯動。其核心邏輯在于，通過跨主體、全鏈條的深度協作，解決科技創新、人才培養與產業發展的割裂問題，形成“需求—研發—轉化—升級”良性循環。
破解創新鏈條的“斷點”與“堵點”。高校和科研機構擅長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探索，但容易缺乏對產業實際需求的精準把握，可能出現“實驗室成果難以落地”問題；企業聚焦市場和生產，但單一企業研發能力有限，尤其在核心技術、底層理論等“硬骨頭”領域難以突破；用戶雖掌握真實場景需求，但難以將需求轉化為明確的研發目標。產學研用協同模式能打通從基礎研究到產業創新融通的全鏈條，推動創新鏈和產業鏈無縫對接。如在生物醫藥領域，醫院臨床需求牽引高校基礎研究、企業產業化落地，形成“從病床到實驗室，再到生產線”的閉環。
支撐科技自立自強和產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升級。在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中，產業基礎高級化和產業鏈現代化是必要條件，產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升級，則是具體要求和實現路徑。上述目標的實現，離不開芯片、工業軟件等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這類技術往往具有復雜性高、投入大、周期長的特點，單一主體難以獨立完成。而在協同模式下，可通過高校提供理論支撐，科研機構攻克關鍵技術，企業負責工程化和商業化，用戶場景反饋優化技術方向，形成技術突破的合力。例如，在工業機器人領域，高校研發算法，科研機構突破精密制造，制造企業負責量產，工廠用戶提供實際工況數據持續迭代。
實現資源高效配置與價值最大化。產學研用協同能推動人才、技術、資本、場景等資源跨領域流動：高校為企業定向輸送懂技術、懂產業的復合型人才；企業為科研提供資金支持和應用場景，避免科研資源浪費；用戶需求直接反向驅動研發方向，促使技術創新更貼近真實市場價值。這種資源整合模式，能降低創新成本、縮短技術落地周期，提升產業整體競爭力。例如，我國光伏產業，通過產學研用協同實現資源集約化整合，快速實現從技術引進到全球領先的跨越。
總之，產學研用協同不是簡單的合作，而是通過有機融合，讓創新更精準、資源更高效、產業更具韌性，打造更具完整性、先進性、安全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技術匯聚融合和創新的復雜度越來越高，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領域和重大技術突破，越來越離不開跨學科、跨領域、跨主體的合作。
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雙向賦能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強調優化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促進服務業優質高效發展，構建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既要大力發展和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也不能因此忽視傳統產業。相反，要重視傳統產業的基礎支撐作用，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通過優勢互補、深度融合實現整體升級和協同發展，確保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與韌性。
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彼此需要、雙向賦能。一方面，傳統產業是大國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基石。據統計，傳統產業在我國制造業中的占比超過80%[4]，是國民經濟的重要基礎和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基底，是維持我國全球第一制造業大國地位的核心支撐。傳統產業涵蓋石化化工、鋼鐵、建材、紡織等勞動力密集型行業，承載著大量就業人口。此外，傳統產業為新興產業提供應用場景的主要的市場需求、技術積累，以及產業鏈支撐。如制造業為人工智能提供工業數據；鋼鐵、化工為新能源材料提供基礎原料。另一方面，新興產業是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技術引擎。新興產業通過技術創新，如數字技術、綠色技術，賦能傳統產業提質增效，同時創造新產業、新業態，如工業互聯網改造傳統工廠，新能源汽車替代燃油車。可以說，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協同發展的本質是“雙向賦能”，即傳統產業為新興產業提供落地場景和市場需求，新興產業通過技術迭代反哺傳統產業升級，形成“需求牽引技術、技術推動產業”的閉環。
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協同發展的關鍵路徑是相互融合、優勢互補。一是技術融合。如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技術改造生產流程，提升效率和精準度；借助新能源、節能環保技術推動傳統產業綠色發展、低碳轉型；鋼鐵行業氫能煉鋼、化工行業循環經濟。二是產業鏈協同。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強鏈補鏈”，其中，新興產業聚焦核心技術突破，如芯片、工業軟件等，填補傳統產業鏈短板；傳統產業發揮制造優勢，為新興產業提供關鍵零部件和配套服務。三是政策與生態支撐。政策引導資源整合，鼓勵企業跨界合作，如傳統制造企業與科技公司共建創新平臺；完善人才培養體系，培育既懂傳統產業又掌握新興技術的復合型人才。
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協同發展，打造中國產業新優勢。正是因為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的深度融合，特別是數字經濟與制造業、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塑造了中國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產業蓬勃發展的局面，也使中國傳統制造業煥發新的生機。二者協同發展提升了產業競爭力，通過傳統產業升級和新興產業壯大，形成既有存量優勢、又有增量動能的現代化產業結構。二者協同發展增強經濟韌性，避免單一產業依賴風險，構建多主體協同的產業生態，抵御外部環境波動。二者協同推動高質量發展，實現效率提升、綠色轉型與創新驅動的統一，為經濟持續增長提供內生動力。
總之，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協同發展，是從產業替代到產業共生的理論與實踐創新，是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發展，是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崛起的密碼。未來，需進一步鞏固傳統產業優勢，通過數智技術、綠色技術，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和智能化、綠色化、高端化，同時做強做優做大新興產業，使二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共同打造適應中國式現代化要求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此外，與此相關，還應重視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協同發展，特別是大力發展現代化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實現服務業新興業態、新質生產力與制造業、農業的深度融合和雙向賦能。農業和制造業為服務業提供物質保障和應用場景，服務業則為農業與制造業提質增效。
科技自立自強與高水平對外開放互促共進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強調“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開創合作共贏新局面”。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圍繞發展新質生產力布局產業鏈，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保證產業體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5]自主可控、安全可靠要求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必須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為前提。與此同時，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強對外交流合作開放，同樣對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至關重要。科技自立自強與高水平對外開放是辯證統一、相互支持的，二者協同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是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戰略邏輯。
科技自立自強是對外開放的根基，為產業體系筑牢安全底線。科技自立自強，強調把關鍵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聚焦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是產業體系抵御外部風險、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具體而言，一是保障產業安全。在全球產業鏈重構、地緣政治沖突加劇的背景下，實現高端芯片、核心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等“卡脖子”環節的自主突破，確保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如新能源領域，通過自主研發電池核心材料和工藝，既擺脫對海外資源的過度依賴，又為全球合作奠定技術底氣。二是提升產業話語權。只有在關鍵領域具備自主創新能力，才能在全球產業分工中占據主動地位，避免陷入“低端鎖定”困局。如我國在5G通信、特高壓等領域，實現自主突破，從“跟隨者”變為“規則制定者”，為更高水平的開放合作提供技術支撐。三是夯實開放底氣。科技自立自強并非閉門造車，而是通過自主創新，形成獨特技術優勢，讓中國的產業在開放中，具備平等對話、互利合作的資本。
高水平對外開放為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注入發展動力。高水平對外開放，強調“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和產業分工”，通過全球資源配置提升產業效率和創新能力，是產業體系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升級的重要路徑。一是加速技術迭代。通過引進外資、技術合作、人才交流等開放舉措，吸收全球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縮短自主創新周期。如新能源汽車產業，早期通過開放合作學習海外電池技術，再結合自主研發實現超越，形成“引進—消化—再創新”良性循環。二是拓展市場空間。高水平對外開放，為本土產業提供全球市場，通過參與國際競爭，倒逼企業提升質量和效率。如面對國際品牌的競爭壓力，中國本土家電企業為了在全球市場立足，開始加大創新投入，對標國際提升產品質量，通過參與全球競爭積累技術和品牌實力，產品遠銷全球各地。三是完善產業生態。高水平對外開放吸引來全球資源，如高端人才、資本、配套企業，補齊國內產業短板，進一步完善創新生態。例如，江蘇南京等地市建立多個海外協同創新中心，深入全球科技創新“腹地”，集聚創新資源，參與國際創新活動，深度融入全球創新鏈。
在自主可控與全球合作中實現產業體系升級。科技自立自強與高水平對外開放相協同，是“守底線”與“拓空間”的平衡，最終構建起“安全可控、開放包容、創新高效”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一是以科技自立自強提升對外開放質量。自主創新能力越強，在對外開放中對技術、標準的選擇權和主導權就越大，可更主動地參與全球產業分工，而非被動接受低端環節轉移。二是以高水平對外開放助推科技自立自強。對外開放帶來的國際競爭壓力，將推動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攻克技術瓶頸。如高端裝備制造領域，通過對標國際領先水平，助推國產機床、工業機器人等核心產品突破技術壁壘，實現從“跟跑”到“領跑”的跨越。三是形成“雙循環”良性互動。科技自立自強對國內大循環的暢通起到重要促進作用，如保障內需市場供給，高水平對外開放則通過國際循環，吸納全球資源、拓展外需空間，二者共同推動產業體系在“安全”與“效率”、“自主”與“協同”中實現動態平衡。
【本文作者為遼寧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博導】
注釋略
責編：李 懿／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