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航運和港口業在保障我國全球供應鏈安全穩定，促進全社會物流降本增效，推動海洋產業、海洋城市高質量發展等方面，承擔新的戰略使命。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進一步加強頂層設計，通過平臺經濟賦能航運和港口產業協同創新，提升沿海港口跨區域、跨類別一體化發展水平；加強臨港產業和海灣經濟協作生態體系建設，著重強化航運和港口對臨港企業的綜合物流服務能力，打造“港航—產業”協同新生態；發揮我國在無人裝備、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方面的技術優勢，搶抓產業迭代窗口期，打造國際新業態。
關鍵詞:創新驅動 航運和港口 高質量發展 海洋經濟
【中圖分類號】F552 【文獻標識碼】A
2025年10月，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陸海統籌，提高經略海洋能力，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加快建設海洋強國。”[1]2025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上強調：“要加強海灣經濟發展規劃研究，有序推進沿海港口群優化整合。”[2]近年來，我國海洋經濟發展成效顯著，總體規模持續上升、產業種類不斷增多、經濟質量日益提高，與科技鏈創新鏈深入融合。各沿海省份因地制宜，結合傳統海洋基礎和新興技術優勢，形成“百花齊放”的海洋經濟與產業發展局面。廣東省借助人工智能海工裝備制造，布局深海機器人等新興產業；浙江省在提升船舶修造產業全球競爭力的同時，大力發展海洋信息產業；山東省通過新技術賦能海洋牧場建設，為海洋漁業探索新的發展方向；江蘇省依托科技和產業基礎優勢，大力發展海上風電裝備產業，為海洋新能源的開發和利用打造重要基地。“藍色引擎”，正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生態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
2024年，全國港口貨物吞吐量176億噸，集裝箱吞吐量達3.3億標箱，繼續穩居世界第一[3]。浙江省寧波舟山港的貨物吞吐量達13.8億噸，連續16年穩居全球第一[4]。上海港集裝箱年吞吐量，在世界范圍內率先突破5000萬標箱大關[5]。在各沿海省份的海洋產業中，海運和港口都是重點發展領域。海洋交通物流承擔著我國90%的對外貿易運輸任務，是我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高效運行和全社會物流降本增效的關鍵支撐，也是我國海洋產業和海灣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國航運和港口業發展成效顯著
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力主推進寧波、舟山港口整合。浙江省在全國率先開展港口群一體化發展的創新實踐，山東、江蘇、遼寧等省份推動相關工作，有力帶動港口的協調發展。《新華·波羅的海國際航運中心發展指數報告(2025)》顯示，上海國際航運中心連續6年位居國際航運中心前三名位。隨著在海洋領域隨著新質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和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基礎技術的創新突破，我國航運與港口業呈現出量與質“兩翼”高速發展的生動局面。
智慧港口和綠色港口技術日新月異
2014年廈門港遠海碼頭，是我國首次實踐自動化集裝箱碼頭建設。自此，我國自動化港口建設取得跨越式發展，總體自動化程度飛速提升，并加速推進港口智慧綠色轉型。我國已經建成52座自動化碼頭，已建成和在建自動化碼頭數量均居世界首位[6]，涌現出一批以上海市洋山港、寧波舟山甬舟集裝箱碼頭、廣東省廣州市南沙港、山東省青島市前灣集裝箱碼頭等為代表的智慧港口。在傳統港口自動化升級和全新智慧港口建設過程中，無人駕駛、5G通信、數字孿生、人工智能等新技術作為重要的“技術底座”，不僅提升港口局部的作業效率，也在很大程度上變革港口的作業流程，并顯著提升港口、航運和整個交通物流網絡的銜接和協同度。此外，我國港口也在世界范圍內嘗試全新的港口布局與作業工藝，如上海振華重工首創的“U型”集裝箱港口，有望提出中國新一代港口建設方案。
在綠色港口建設方面，新裝備技術、信息技術和能源技術不斷融合，為港口綠色轉型提供源源不斷的技術動能。寧波舟山港集中優勢科研力量，開展港口風、光、儲、氫多能源互補技術攻關和“船—港”集成應用示范，正在建設全球首條電氣化鐵路雙層高箱運營試驗線——金甬鐵路。天津市天津港建成“風光儲荷一體化”綠色能源系統。我國寧波舟山港、上海港等11個國際樞紐港集裝箱水平運輸設備清潔化比例已超過60%，一批世界一流智慧綠色港口正在加速建設。[7]
航運服務業持續向高端領域邁進
我國航運服務業加快邁向高端化、專業化、國際化，服務功能由傳統運輸保障型，向涵蓋金融、保險、仲裁、船舶代理等高附加值體系延伸。此外，高能級航運服務平臺加速集聚，推動航運中心型城市發展。
比如，上海國際航運中心以航運總部經濟為特色，打造涵蓋船舶制造、港口物流、遠洋航運、多式聯運、航運服務的全航運服務鏈條，航運服務品牌全球影響力日益顯現，并進一步完善郵輪經濟產業鏈，形成航運業新的增長極。又如，香港、寧波、天津等城市加大航運科技服務投入，提升金融保險、船舶交易、港航文旅等領域的全球市場競爭力。
與此同時，我國新能源船舶建造持續提速，全國新能源內河船舶保有量突破1000艘[8]，涵蓋液化天然氣、電池、甲醇、氫等多條技術路線，形成7999噸級綠色甲醇加注船、2萬立方米液化天然氣加注船、1.8萬噸級江海直達船等八種新能源船型技術方案[9]，帶動高端航運服務鏈條持續延伸和體系加速構建。
依托“一帶一路”，港航物流“走出去”行穩致遠
我國已初步形成以港口、海外倉及物流企業為重點的海外物流基礎設施體系，投資與運營主體更加多樣。
中遠海運、招商局等央企承擔建設海上物流“大通道”的重任，成為全球市場上有重要影響力的航運和港口運營商，港口節點和航運通道基本覆蓋全球主要經濟體。上海港、寧波舟山港等致力構建全球經濟區域間的快速物流服務通道，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ECP）國家為重點區域布局設點，逐步延伸至腹地。以秘魯錢凱港為代表的海外港口，不僅進一步提升我國的全球采購與運輸能力，也有望推動當地物流網絡的整體發展，為世界人民帶來更多實惠。在航運和港口企業“走出去”的基礎上，拼多多、京東等民營企業聚焦細分領域，創新海外倉、全托管等多種模式，通過自建或鏈接東道國物流資源，滿足新市場的物流需求。
我國航運和港口業肩負的新使命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持續推進港口轉型升級和資源整合，優化港口功能布局”。[10]進入新發展階段，全球科技、貿易、安全環境深刻變化，多種戰略機遇和風險疊加，必須從全局高度充分認識發展航運業和推動沿海港口群優化整合的戰略意義。
保障我國外貿物流網絡和全球供應鏈安全穩定。我國是貿易大國，也是全球經濟穩定和發展的中堅力量。近年來，紅海危機及美國的科技、貿易與產業政策調整等，給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帶來一定影響。航運和港口是我國對外貿易的關鍵通道和樞紐，是各類物資、商品進出口的主要載體。發展航運業和推動沿海港口群優化整合，能夠進一步提升安全韌性和資源配置能力，關系到我國社會、經濟抗風險能力，是我國培育應對全球挑戰新戰略力量的有力手段。
促進全社會物流降本增效。航運和港口承擔我國外貿的絕大部分物流任務，是銜接水運、路運、鐵路等多種運輸方式的樞紐，關系到全社會物流效率和成本。通過開拓新航道、發展江海聯運、提供優質航運服務，不僅能夠進一步提升跨洋運輸效率，還能夠促進多種運輸方式間的無縫銜接，降低其他運輸方式與海運環節間的轉運成本。通過優化整合港口群的功能和管理，能夠避免重復建設帶來的資源浪費，將港口的運營焦點，從貨源競爭轉移到內涵式協同發展上，激發港口群一體化高質量發展和深度參與全球競爭的動能，進一步提升我國物流的綜合能級。
提升我國全球行業話語權。盡管我國海運船隊規模和港口貨物（集裝箱）吞吐量，在全球范圍內占據首位，但在保險、金融、法律等航運服務業的部分高附加值領域，仍缺少全球話語權。航運業不僅應當通過加快發展高端服務，提升價值創造力，還應當面向全球其他國家和地區，提供高質量、安全可靠的航運服務，拓寬航運業市場空間。此外，沿海港口群優化整合，可以避免“內卷式”競爭導致的市場議價能力下降，并和航運業共同規劃、運作，提升我國在全球海洋交通物流行業的話語權。
推動海洋產業更新和全球海洋城市建設。海洋產業和海洋城市在產品儲運、人員交通、文化傳播等方面，都離不開航運和港口的支撐。縱觀世界，依托航運和港口，荷蘭、丹麥、日本等國發展出高度發達的臨港產業帶和獨具競爭優勢的海洋產業；德國漢堡、美國奧斯陸、新加坡等城市通過提升其航運、港口服務能力，成為有重要影響力的全球海洋城市。港口航運樞紐功能是全球海洋城市最基本的標準之一。[11]在我國海洋產業更新和海洋城市建設的關鍵時期，航運和港口有必要通過創新發展和優化整合，為傳統海洋產業轉型和新興海洋產業高速發展，提供堅實高效的物流保障，為海洋產業和腹地經濟銜接提供暢通的物流網絡，為海洋城市建設提供產業增長點和高端對外交流平臺。
我國航運和港口業高質量發展的路徑與對策
面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快速變化，航運和港口業應聚焦培育核心競爭力、提高韌性和抗風險能力、增加產業附加值和可持續發展性等戰略目標，依托科技創新和人才培養，加快高端化、一體化發展。
進一步提升沿海港口跨區域、跨類別一體化發展水平
打破行政壁壘，結合市場手段，推動沿海港口群深度一體化發展。充分發揮我國制度優勢，打破省（市）間的行政壁壘，大力推動相近海域港口群整合優化，協同業務功能、投資規模、軟硬件系統等方面，提升港口群的資源共享能力和總體抗風險能力。通過科學合理的市場化激勵手段，在港口群內部、港口群之間，推動市場信息、高端人才、技術知識等方面的廣泛共享。不同區域的邊檢、海關等政府部門，應當積極解決港口群整合優化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和流程瓶頸，通過加強信息聯動和創新協同，力爭實現貨物信息在更大的港口群范圍內“一點接入、全程流通”，避免商品貨物在不同港口間轉運出現重復性監管和時間損耗，使市場切實感受到港口群優化整合帶來的效率提升，提升我國港口群在全球市場中的核心競爭力。
通過平臺經濟賦能航運和港口產業協同創新發展。跨產業多經營主體間的協同，離不開各類資源的共享與增值。建設以港口和航運企業為重心的綜合物流網絡一站式服務平臺，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手段。我國人工智能技術、移動通信技術和大數據技術的飛速發展，為平臺建設奠定堅實的技術基礎。港口企業匯聚物流網絡中船舶、貨物（集裝箱）、腹地物流等相對完整的信息數據，能夠面向海域和腹地打造一體化、一站式物流服務平臺，實現物流供需信息實時發布、物流狀態實時查詢、物流供需智能匹配、物流在線交易與結算等功能。沿海港口還可以發揮其在數字化建設方面的先發優勢與技術積累，將內河港、鐵路港、陸港納入服務平臺，進一步提升全社會物流網絡的數據標準化程度，實現全程物流信息的可傳遞、可審核、可監控和可利用，通過數據賦能全社會物流資源的科學配置，提升物流網絡的精準協同能力和應急處突能力，通過平臺經濟提升物流數據的價值。
實施集裝箱、大宗商品等多類別港口與航運協同運維策略。在國內外傳統的港口經營與發展模式中，集裝箱港口、大宗商品港口、件雜貨（如汽車、風電設備）港口等，均有各自的作業工藝和運作方式，相互獨立且缺少合作與協同。近年來，隨著“散改集”等新興航運物流技術的發展，運作不同類別貨物的港口間技術屏障正在逐漸消減，集裝箱與煤、鐵、糧、汽車等商品的物流網絡，出現越來越大的協作空間。以大宗商品“散改集”為例，一方面我國中西部制造業需要經東部沿海港口轉運大量進口原材料，另一方面商品出口也需要經同樣的物流通道調運空集裝箱。因此，通過合理的物流網絡規劃和資源共享，采用“散改集”這一新模式將散貨與集裝箱共同運輸，不僅能夠提升散貨的運輸效率，也能夠降低空集裝箱的調運成本，實現兩類物流服務對象的雙贏。可見，結合我國對外貿易的結構性特點，在更廣泛的范圍內，將多類別港口與航運資源進行整合，有望提升我國物流網絡載具資源、樞紐資源和通道資源的利用率，降低物流空載率和多式聯運銜接環節的等待時間。
加強臨港產業和海灣經濟協作生態體系建設
臨港產業和海灣經濟通常涉及多種產業門類，航運和港口不僅作為“潤滑劑”，為這些產業提供直接的物流服務，還有潛力作為“催化劑”，在不同產業和企業間搭建新的橋梁紐帶，推動海洋產業經濟協作生態體系建設。
強化航運和港口對臨港企業的綜合物流服務能力。航運和港口企業能夠將企業供需信息納入其主導的數據平臺，通過標準化手段和數字技術，打通生產企業、腹地物流企業、港航物流企業的數據鏈條，為風電、海工裝備、新能源汽車等臨港制造業，提供定制化的港口與航運物流服務，提升整個涉海供應鏈的信息透明度，幫助生產型和服務型企業更有序地制定運營計劃，并探索基于新物流鏈的生產組織模式。與此同時，應當注意，外貿供應鏈的小微物流企業，在臨港產業和海灣經濟中的“毛細血管”作用。這些企業的信息化和數字化水平，直接影響臨港產業的總體物流效率，但往往由于其規模小、資金少，難以開展有效的數字化建設。因此，鼓勵有實力的港口、航運企業和臨港生產企業，共同幫助小微物流企業，尤其是以家庭為單位經營的個體駁船公司，構建貨物信息采集、存儲和傳輸等環節的軟硬件環境，筑牢“最后一公里”的數字化根基，實現信息與數據從源頭到終點的全流程貫通。
發揮航運和港口企業的技術優勢，打造“港航—產業”協同新生態。我國沿海各省（市）根據自身的條件，因地制宜發展海洋經濟與臨港產業，形成不同的協同環境。針對海上風電、海洋電子裝備等新興產業，航運和港口業應當能夠為其國內客戶提供涵蓋原料進口、組裝、海上運輸、海上安裝和綜合運維的全過程物流服務，支撐高端海工裝備在地生產和臨港制造業高端化。通過航運和港口的銜接功能，促進傳統經濟模式下缺少關聯的企業間形成新的業務聯系和產業生態，打破港口與臨港企業在規劃和決策方面的“孤島”狀態，使海灣經濟帶協同打造面向全球競爭的合力。同時，航運和港口企業應當充分發揮，自身在無人裝備控制、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新能源網絡優化等方面的技術優勢和新知識儲備，針對臨港產業帶中不同類別的生產企業，打造創新鏈和知識網絡圖譜，依托或發展知識成果交易轉化平臺，加快航運和港口企業新技術、新知識向臨港產業轉移和外溢，協助不同的臨港企業間形成技術知識等軟實力方面的協同，實現航運和港口業，從針對臨港產業帶的物流樞紐向綜合資源樞紐嬗變。通過打造技術互補、知識共享、資源互通的海灣經濟生態體系，集聚更多高質量的海洋企業，促進臨港產業的協調有序發展，加速海洋產業的更新和升級。
搶抓產業迭代窗口期打造國際新業態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海洋生態環境保護重要性日益凸顯，全球港口和航運業正進行深刻變革。在這一重要的窗口期，我國相關產業應當堅持科技創新驅動，從全球產業話語權高度主動打造國際新業態，進入并引領航運業高端服務領域。
協同推動無人船舶、無人港機裝備、航運數據鏈、人工智能決策等方面的標準化建設。人工智能和數字化技術為航運和港口企業的經營與發展，提供全新的思路，丹麥馬士基等海外航運企業開展航運數據鏈、區塊鏈等方面的實踐探索。當前全球范圍內的航運與港口企業，加快無人船舶、無人港口裝備等新設備的研發與部署，并在一些決策中應用人工智能技術輔助，乃至替代傳統的人工決策，但全球行業仍缺少相關的標準體系。我國許多頭部航運和港口企業已經實現較大規模的無人作業，因此應該搶抓行業窗口期機遇，通過協同協作形成合力，共同推動各細分領域的全球化行業標準建設，提升我國在行業內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發揮我國新能源技術優勢，主動創新航運和海事服務新功能和新模式。一方面，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提出2050全球航運業溫室氣體凈零排放目標，綠色港口和航運建設成為全球范圍內新的行業共識。清潔能源及新能源船的應用，勢必影響由燃料加注、船舶修造等業務組成的全球海事服務網絡結構，并催生新的高端航運服務功能。另一方面，我國新能源和新能源船技術不斷發展，給未來綠色航運和海事服務產業發展提供寶貴的技術支撐。航運和海事服務企業應當重點加強對未來產業綠色發展方向的研判，融合新能源和船舶修造行業的技術前沿進行技術儲備，面向市場推出新產品和新服務，共同制定行業協同發展規劃，超前部署科技攻關項目和全球網絡，打造具有中國特色、增進全球福祉的綠色航運和海事服務業新模式。
通過物流“走出去”，提升航運和港口業全球資源配置能力和外貿支撐能級。加強頂層設計，進一步統籌優化航運和港口產業，針對不同商品、國別、物流主體等維度進行戰略布局。針對中東地區，充分發揮中東在連接中歐方面的地理樞紐優勢，持續打造高端中轉物流網絡，形成涵蓋港口、航運、跨境倉的綜合物流網絡。針對中亞、拉美、非洲等新興市場，加大電商物流布局，便利雙方民生類商品貿易，提升海運艙利用率并降低物流成本。針對歐洲差異化特點進行分區域施策，圍繞我國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需求，依托“一帶一路”基礎設施網絡，提升亞歐供應鏈的通道容量和節點韌性，利用數字化手段打造以希臘比雷埃夫斯港為樞紐的多式聯運網絡，提升物流輻射能力。通過鼓勵物流“走出去”，不僅可以提升我國航運和港口業的全球資源配置能力，對跨境電商等國際貿易的支持能級，還能夠使這一產業在深度參與全球競爭的過程中，加快產業更新速度，形成新的競爭優勢。
提高航運和港口復合型人才培養能級
航運和港口不僅是交通物流的重要領域，也和國際貿易、供應鏈、海洋法律等學科緊密關聯，在技術上，需要持續更新人工智能、信息技術和自動化裝備領域的知識。因此，建設高質量、多層次、具備復合型知識和解決復雜工程問題的人才隊伍，是航運和港口業創新與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也是核心競爭力的“源頭活水”。在我國高質量物流人才緊缺的情況下，加快培養航運和港口領域拔尖創新人才，打造供給充足的人才隊伍，是一項需要重點推動的工作。
優化相關學科設置和研究生培養模式，引導鼓勵高水平院校重點部署航運和港口一流交叉學科建設。人才培養單位應以產業需求為驅動，根據科技發展趨勢和人才培養規律，精心設計課程、教材體系，奠定航運和港口領域人才高質量培養的基礎。積極創新人才培養機制，鼓勵針對制約行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科學技術問題開展交叉研究。重點加強與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等國際機構在人才培養方面的合作，為相關學科建設提供高端國際化資源。
統籌布局面向不同需求場景的多層次、多專長“產學研”融合式人才培養體系。航運和港口是復雜的物流服務行業，不僅需要具有國際視野的行業戰略決策者，也離不開精于科學運營的管理人才，對于港機裝備、交通載具、新能源、航海等工程技術人才，也有極大的需求。因此，作為人才培養主體的高等院校，應與行業主體及科創主體充分融合，打造能夠滿足各類場景的多層次、多專長人才培養體系，并加大針對極地航海、跨境電商等新興領域特色人才的培養力度。
注重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知識與能力培養。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和無人裝備在航運和港口業的快速普及，相關企業傳統的業務流程和崗位職責正在發生變化。加強針對航運和港口業人才人工智能領域知識的培養，提高從業人員高效使用人工智能技術與工具的能力，更好地讓人工智能技術支撐行業發展，通過人才培養，將我國人工智能技術優勢轉化為航運和港口業高質量發展盛勢。
【本文作者為浙江大學海洋學院教授、博導】
注釋略
責編：程靜靜／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