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是“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與重要目標，是確保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取得決定性進展的關鍵所在。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準確理解把握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基本要求，圍繞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打造市場化一流營商環境，圍繞法治國家和法治政府建設打造法治化一流營商環境，圍繞制度型開放和外貿強國建設打造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

關鍵詞:市場化  法治化  國際化  一流營商環境

【中圖分類號】D960                       【文獻標識碼】A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1]。營商環境是企業與市場主體全周期運營所面臨的客觀環境，是影響和制約企業運營活動全過程的各種周圍境況和條件的總和，包括影響企業經營活動的經濟要素、政治要素、法律要素與社會要素等。經過長期不懈努力，我國營商環境持續改善，群眾和企業獲得感不斷增強。同時也要看到，營商環境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打造一流營商環境是面向“十五五”培育和激發市場活力、增強發展內生動力的關鍵之舉，我們需要在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上持續用力、久久為功，以期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內涵要義

一流營商環境，就是有利于企業創辦和經營的最佳經濟環境、政務環境、法治環境與社會環境，使企業在開設、經營、貿易活動、納稅、執行合約及破產等方面遵循政策法規與監管所需付出的時間和成本最低、手續數量最少、效果最佳。營造一流營商環境，基本要求是做到營商環境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

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

《建議》強調：“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2]打造市場化一流營商環境，關鍵是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全面科學準確履行政府職責，打造一個公開透明、可預期、穩定可靠、公平公正的商業生態系統。

切實減少政府對市場主體活動與企業經營管理的不當干預與直接干預，破除各種形式的行政壟斷與市場壁壘，讓資本、勞動力、技術、數據等各類生產要素能夠依據市場規則、競爭制度、市場價格、市場競爭來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切實簡政放權、數字化賦能，實現企業創辦、開辦、運營、退出等全周期的便捷、便利、高效，大幅降低企業經營的制度性成本與交易成本。公共政策制定與行政決策要做到科學、民主、公開、透明，保持宏觀政策與監管方式的連續性和穩定性，讓企業家能在確定的政策背景下對未來進行長期規劃和耐心投資。

將市場活動納入法治軌道

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高質量發展必然要求法治建設邁向更高水平，用法治來規范政府和市場的邊界，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法律制度，依法平等保護各類經營主體產權和合法權益，營造良好營商環境。[3]要將市場活動納入法治軌道，形成一套行之有效、公平公正的法律法規體系、執法體系、監管程序和司法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4]。法治化是用法律法規與制度規范的明確性、穩定性和權威性為市場主體經營提供長期的、可預期的信心與保障。一是規則明確。完善市場運營的各類法律法規，使市場活動的“游戲規則”全部由公開透明、穩定可靠的良法來界定。二是公正執法。市場監管、稅務、環保、城管、規劃等各類執法機關在執行法律法規的過程中要做到依法行政、程序規范、裁定科學合理，對所有市場主體一視同仁，切實杜絕隨意性執法、選擇性執法、粗暴執法與趨利性執法。三是司法公正。公平正義、廉潔高效的司法環境是一流營商環境的重要保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能夠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這是解決商業糾紛的最權威的最終渠道。四是切實完善產權保護系統。切實加強對物權、債權、股權、知識產權等各類財產權利的法律保護，切實保護和尊重企業家的人格權、隱私權，使企業家有財產安全感。五是培育和弘揚契約精神。嚴格法律保障，全力推進合同與契約的有效執行，對各種違約行為進行嚴厲打擊與懲戒，努力營造“守信受益、失信受懲”的社會氛圍。簡而言之，法治化一流營商環境是以法律法規為基礎、以公平正義為生命、以產權保護為原則、以契約精神為基石的營商治理體系。

對標國際最高標準和最佳實踐

打造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應對標國際最高標準和最佳實踐，形成一整套符合國際慣例和世貿規則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和體系，使得營商環境的法律法規、政策決策、管理監管、標準程序等具有高度的國際兼容性和強大國際競爭力。讓全球投資者和企業經營者都能感到便捷便利、公平公開、可預期，從而營造高度開放和便利化的企業實體投資環境和貨物跨境流動環境。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開放也是重要的營商環境。”[5]營造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是提升國家競爭力、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資源的關鍵舉措，要以制度型開放為重點，以吸引更多更優的全球資本、技術和人才為目標，著力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在貿易便利化、投資自由化、數字經濟發展、人才自由流動、環境保護等方面，主動對標《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等高標準國際經貿協定。聚焦解決初創型科技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在獲取市場要素資源和國際高端要素資源方面的發展訴求，著力增強對全球優質要素資源的強大吸引力和國際競爭力，提升企業獲取市場要素資源和國際高端要素資源的便利度。切實提升通關便利化水平，擴大高新技術貨物布控查驗等普惠范圍，加大經認證的經營者（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ion，AEO）企業培育力度。切實落實各項便利化措施，促進跨境支付結算便利、資金進出自由，為外籍高層次人才在簽證、執業、居留、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極大便利。為跨境納稅人提供全周期、全方位、全流程的涉稅服務，打造“稅路通”等服務品牌，進一步優化跨境爭議解決機制。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創新監管模式，完善“無事不擾”檢查事項清單，推行“無感監管”，做到“無事不擾、有事管好”。

戰略地位

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是“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與重要目標，是確保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取得決定性進展的關鍵所在。

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必然要求

有利于充分激發市場主體活力。一流的營商環境是企業創業創新、經營發展的沃土。在這樣的環境中，便捷高效的政務服務和公共服務可以激發企業家創新創業熱情，從而催生更多新企業、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充分的市場化能夠使企業自由、茁壯地競爭陽光和水分。可以說，政府營造一流營商環境的過程，就是推動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的過程。

有利于增強我國企業國際競爭力。國際營商環境建設的經驗表明，哪里營商環境好，國際高端市場資源就向哪里流動。打造一流營商環境，能夠使我國企業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吸引先進技術、高端人才和資本，從而增強國際競爭力。一流營商環境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綜合體現，是國家經濟軟實力的重要體現。

有利于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良好的營商環境使初創企業更容易出生、發展、壯大，更利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和未來產業發展，從而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優良的政務服務和公共服務能夠促使企業通過技術創新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擴展市場，從而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結構優化。

有利于構建新型政商關系。政府優化服務，當好企業發展的“服務員”“裁判員”，有利于形成“親”“清”政商關系，減少權力尋租空間，鏟除腐敗滋生的土壤，更好地為企業發展排憂解難。

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強化法治政府建設的必然要求

法治化為市場化和國際化提供重要保障，既是防止市場異化為“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的“護欄”和“底盤”，也是通過界定政府與市場邊界來維護公平競爭的重要手段。

企業發展“可預期”的穩定性。企業經營最需要的是確定性和清晰性。一個穩定而清晰的營商環境，能夠有效引導和保障企業的積極行為，使其敢于創新、勇于投資。法律規范的穩定性和權威性是長期投資的定心丸，能夠企業發展所需要的“穩定氣候”和“肥沃土壤”。

國際化的通用語言和通行規范。吸引國際耐心資本與高質量外資，打造一個與國際通行準則深度接軌、高度法治化的營商環境是先決條件。對于國際投資者和跨國企業而言，一套穩定透明的法律體系是其安全感和信心的重要來源。國際企業家最看重和最容易理解的，就是法治所帶來的確定性。

維護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一次公正的判決，其價值勝過千百條優惠政策。嚴格公正的司法，是企業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最堅實、最可靠的保障。為此，必須對侵犯各類市場主體產權和合法利益的行為一視同仁，實行同責同罪同罰，并堅決防止和糾正濫用行政或刑事權力干預經濟糾紛的現象。

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加快建設貿易強國的必然要求

有利于吸引高質量外資。全球資本往往選擇更安全、更便利、更高效的國家和地方投資。營造一流營商環境，能夠增強本國在全球范圍內爭奪優質高端資源的競爭力。營造便利投資和開放生態環境可以使本國企業輕松“走出去”，全球資源順暢“引進來”。

更好地鼓勵創新創業發展。從一定意義上說，良好營商環境就是生產力與競爭力。一流營商環境有助于我國企業融入全球產業鏈，進軍全球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通過有效的政務服務，特別是海外綜合服務體系的構建，可以幫助我國企業實現產業鏈供應鏈的合理有序跨境布局。

行動策略

“十五五”時期，打造世界一流營商環境，必須堅持系統思維，準確把握目標要求，圍繞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打造市場化一流營商環境，圍繞法治國家和法治政府建設打造法治化一流營商環境，圍繞制度型開放和外貿強國建設打造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

以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化市場化環境  

打造市場化一流營商環境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政府、社會、企業多方協同，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保障競爭中性、降低企業經營成本、建立健全營商環境評價和反饋機制、加強營商環境反向評價等方面持續努力。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明確市場決定性作用與政府作用的范圍與邊界，加快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推動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市場監管公平統一，完善要素市場制度和規則，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培育全國一體化技術和數據市場，建立數據確權、定價、安全合規等配套規則，完善產權制度、市場信息披露制度、商業秘密保護制度與懲罰性賠償制度，從而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構建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

放寬市場準入。嚴格落實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進一步提高外商投資負面清單開放度，實施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深化市場準入承諾即入制改革，嚴格落實“非禁即入”，負面清單之外領域全面開放，各類經營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大幅減少行政審批事項，清理各類變相審批和許可。深化極簡審批改革，更大幅度壓減審批環節與審批時間；持續推進智慧審批建設，打造“審管法信”一體聯動監管服務機制；持續深化“機器管+”改革，深入推進“機器管招投標”，大幅減少人為干預因素，積極推進“機器管政府采購”“機器管‘三資’”等改革，形成“制度剛性+技術賦能”雙驅動。

創新監管方式。推行以“雙隨機、一公開”為基本手段、以重點監管為補充、以信用監管為基礎的新型監管機制。推進“跨部門綜合監管一件事”和監管數據“最多錄一次”，進一步降低企業合規成本。全面實施監管包容審慎，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檢查碼”，實施行政處罰決定書與信用修復提示函“兩書同達”，拓展輕微違法免罰事項；大幅減少對企業正常生產經營的干擾，同時守住公平和安全底線。

優化政務服務和公共服務。開展“人工智能+政務服務”行動，利用數字技術實現政務服務標準化、便捷化，促進政務服務智能高效；推進政務服務事項智能審批和申報服務；打造一體化在線政務服務平臺，大力推進 “一網通辦”“跨省通辦”，推廣“一業一證”全程網辦。

保障競爭中性。實施競爭中性原則，強化競爭政策，加強公平競爭審查剛性約束，推進公平競爭法，完善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實施細則，進一步細化公平競爭的審查范圍、規則和標準。開展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存量政策措施等專項清理行動，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破除隱性壁壘。強化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規范政府部門的不公平競爭行為，破除行政壟斷。切實落實民營經濟促進法，深化公共資源交易體制機制改革，推進公共資源“一網交易”，保障不同所有制主體在要素獲取、準入許可、資質許可、經營運行、政府采購和招投標、科技項目、標準制定等方面享受公平待遇。預防和制止平臺經濟、民生領域的壟斷行為，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降低企業經營成本。建立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投入機制，合理降低制造業綜合成本和稅費負擔。實施更大力度的結構性減稅降費政策，降低企業的用工、用電、物流、融資等綜合性成本。清理拖欠企業賬款，完善拖欠賬款投訴處理和監督問責機制，開展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拖欠企業賬款問題全面排查。加強對企業發展的融資支持，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例如，深圳特別關注企業融資需求，在全市推廣“園區貸”，利用企業運營數據為其精準畫像，緩解中小微企業和初創企業的融資難題。[6]

建立健全營商環境評價和反饋機制，加強營商環境反向評價。打造一流營商環境，需建立健全營商環境評估指標體系。依托世界銀行“宜商環境”評價指標、中國營商環境評價體系等構建中國特色一流營商環境指標體系。以企業和群眾的“獲得感”為第一評價標準，及時發現營商環境建設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持續改進提高營商環境。暢通反饋渠道，引入第三方評估，建立企業家座談會、線上投訴平臺等便捷高效的政企溝通機制，認真聽取市場主體的訴求和建議。加強營商環境反向評價，更多聽取關于營商環境的投訴意見與反面意見，進行更加公正、客觀、精準的營商環境評估。

世界銀行已更新以“企業準入、獲得經營場所、公用服務連接、勞工、金融服務、國際貿易、納稅、爭端解決、促進市場競爭、辦理破產”等十個指標為主的新評估指標體系（宜商環境指標體系，BEE），我國也應及時進行指標評估體系的變革與創新，對標新的國際營商環境指標體系開展一流營商環境建設。例如，上海市2025年1月24日出臺的《上海市聚焦提升企業感受 持續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行動方案》，在市場準入、獲取經營場所、公用基礎設施服務、勞動就業服務、金融服務、國際貿易、納稅管理、解決商業糾紛、促進市場競爭、辦理破產等多方面，開展“深化世界銀行對標改革”。[7]

以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筑牢法治化

法治化是營造市場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的基礎要件。法治化一流營商環境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從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方面系統推進。

科學立法。科學立法的重點是要立良法、護善治。填補營商環境建設方面的法律空白。加大重點領域、新興領域立法供給，加快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具身智能、金融科技、知識產權保護、功能型無人車管理、合成生物產業創新發展等新興領域的立法進程，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有法可依，修改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條例，確保所有經濟經營活動都在法治軌道上運行。

切實提高營商環境立法的質量，立法過程應做到公開透明，廣泛征求行業協會、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和外資企業的意見，確保法律法規符合實際、具有可操作性。制定重大行政決策事項認定標準工作指引，促進涉企政策制定的科學化與民主化。

加緊更新調整妨礙一流營商環境建設的陳舊法律法規，定期對現有法律法規進行“合規性審查”和“公平競爭審查”，及時廢止或修訂妨礙統一市場、公平競爭和民營經濟發展的規定。在總結《優化營商環境條例》實施經驗做法的基礎上，適時推動制定優化營商環境法，提升立法層級，為優化營商環境奠定堅實法治基礎，讓企業家有更加穩定的預期。

嚴格執法。嚴格執法的關鍵是要減干預、強監管。加大對侵犯知識產權、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破壞市場公平競爭等行為的執法力度，提高違法違規的成本。大力規范涉企執法、監管行為，規范執法自由裁量權，壓縮自由裁量空間，細化、量化行政處罰標準，杜絕“同案不同罰”，防止執法隨意性。

推進規范文明監管執法，健全跨部門綜合監管制度，編制綜合監管標準規范。全面推行“綜合查一次”“亮碼檢查”，統籌調研、會議、執法、檢查等涉企活動，對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設置一定的“監管沙盒”或觀察期，更多采取警示、提醒、指導等柔性執法方式。依法拓展“輕微免罰”“首違不罰”事項范圍，制定從輕、減輕行政處罰事項清單。

強化對涉企行政執法的規范與監督，出臺涉企行政檢查條例和嚴格規范涉企行政檢查的措施，將各類涉企行政檢查置于“陽光”之下。建立完善的執法投訴舉報和處理機制，對違法執法、過度執法、趨利執法、執法擾民等問題嚴肅問責。探索實施網絡監測、信息核查、遠程互動等非現場檢查方式，推動各部門實現非現場檢查量占比達到50%以上。完善“掃碼檢查”工作機制，廣泛應用執法監督碼系統，推動形成查前掃碼、檢查亮碼、監督用碼全鏈條工作機制。對信用好、風險低的經營主體推行“互聯網+”監管方式。

全面推行優化營商環境的嚴禁措施，嚴禁有案不立、有訴不理、有訪不接，嚴禁久押不決、久拖不辦、久執不結，嚴禁濫用行政執法檢查權力和司法調查職權，嚴禁以刑事手段介入民事糾紛、以民事糾紛為由放縱刑事犯罪，嚴禁濫用刑事強制措施，嚴禁超標的查封、扣押、凍結涉案款物，嚴禁泄露企業商業秘密等涉密信息，嚴禁領導干部違規插手干預或過問案件，等等。

公正司法。公正司法的關鍵是護產權、保契約。加強產權司法保護，堅決防止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主義對司法審判的干預，確保法律適用統一，確保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加強高新技術、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等領域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強化對中小投資者和民營企業的司法保護，嚴格落實“罪刑法定”“疑罪從無”原則，切實保護企業家人身和財產安全。

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強化知識產權審判，完善知識產權快速審查、快速確權、快速維權機制，提高侵權賠償上限，顯著降低維權成本，加強對侵權行為的打擊力度。大力推進“智慧法院”建設，通過在線立案、在線庭審等方式，縮短案件審理周期。推動人工智能與司法審判工作深度融合，實現案件辦理全流程人工智能輔助。強力解決“執行難”問題，確保勝訴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及時兌現。

全民守法。全民守法的核心是要建信用、促和諧。建設社會信用體系，健全全國統一的企業和個人信用信息共享平臺，完善守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機制。深化數字法院建設，培育國際一流仲裁機構，支持市場化運作的商事調解組織。與國際政府間知識產權機構建立聯合調解機制，采用與國際接軌的調解規則、調解文本、調解收費、調解程序，制作國際調解機構與國內調解組織達成共識的統一文書、適用統一規則。推廣商事仲裁與調解，鼓勵企業通過非訴訟的仲裁、調解等機制解決糾紛。

完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如青島市建設涉外法律服務高地。建設中央法務區，集聚優質律師事務所，為企業“出海”提供專業的跨境合規與海事法律服務。[8]構建疑難復雜營商環境問題法治會診解決機制，建設營商環境問題受理平臺，形成問題受理、核實處置、法治會診、跟蹤監督、回訪評價全流程閉環管理。培育法治文化，推動企業家形成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的思維習慣。    

以穩定擴大制度型開放提升國際化水平

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建設是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更加健全”[9]目標的關鍵環節。打造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是一項長期性、系統性工程，需要持續對標國際最高標準與最好水平，從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提高貿易便利度、優化涉外服務、完善人才公共服務、提高企業感受度、加強街鎮營商環境建設等方面綜合推進。

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加快推進制度型開放，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在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方面加快與國際接軌的步伐，在產權保護、產業補貼、環境標準、勞動保護、政府采購、電子商務與數字貿易、金融領域、服務業開放等方面與國際最高標準經貿規則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嚴格遵守通過多邊與諸邊談判而確立的最高標準的國際貿易規則與投資規則，實施準入前國民待遇、營造公平準入的市場環境，推進公平競爭與競爭中性，全方位推進政府信息公平透明，將邊境間規則延伸至邊境內規則、加大對政府內部規則與內部流程的約束，遵守各類綠色、低碳環境標準，按照國際勞工標準強化勞動權益保障，強力促進海關管理與貿易便利化，等等。[10]

例如，海南省2024年以來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聚焦實現貿易、投資、跨境資金流動、人員進出、運輸來往自由便利和數據安全有序流動，積極開展《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規則先行先試，落實《海南省對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先行先試任務舉措（2024-2025）》，加快推進電子單據、電子簽名互認試點，深化海南服務業擴大開放試點，開展增值電信業務擴大對外開放試點，編制數據出境負面清單等。[11]

提升貿易便利度。提升貿易與投資便利化的核心是降低跨境交易的成本與復雜性。例如，北京市亦莊經濟技術開發區通過提高境外參展補貼比例、給予海關認證經營者（AEO）企業資金獎勵等方式直接支持企業開拓市場。進一步削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完善跨境服務貿易清單管理制度，推進服務貿易標準化便利化。推進跨境投融資便利化，落實外商投資企業境內再投資免于登記、便利外資利潤境內再投資、提高跨境融資便利化額度等外匯管理便利化政策。推進跨境貿易便利化，持續優化進出口通關流程，進一步壓縮進出口通關時間，降低跨境貿易成本，推廣應用國際貿易“單一窗口”。[12]

優化涉外服務。健全外商投資服務保障體系，全面落實國民待遇。建立外貿綜合服務平臺，推動內外貿易法律法規、資質標準、規則與信用體系對接。持續優化境外投資管理和服務，實施外國企業直接登記制度，設立境外投資服務窗口。優化招商引資工作機制，健全招商項目全生命周期跟蹤服務機制。逐步開放境外律師執業等領域，擴大境外人員參加職業資格考試、單向認可境外職業資格的數量和范圍。完善國外對我出口管制應對工作機制及貿易救濟機制，健全貿易摩擦預警體系和法律服務機制。

完善人才公共服務。著眼引育世界優秀人才，完善國際人才引進、培養、使用、評價、激勵機制。改善國際化人才的教育、醫療、居住環境，在簽證、居留、子女教育、醫療保障等方面提供更多便利。推動優化常用生活服務軟件外國用戶使用體驗，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高地。例如，北京市考慮到外籍人士支付習慣，首創通信卡和銀行卡“兩卡”跨界融合等一站式服務，使外籍人士一部手機即可暢游北京。著力解決語言障礙、實名認證程序繁瑣不便等問題。提升城市國際化水平，建設好國際化的社區、學校、醫院，營造包容的文化氛圍。完善海外引進人才支持保障機制，加快形成中國特色的人才簽證、綠卡和居留政策，建立統一的國外人才特別是高層次人才及其家庭在華長期居留、永久居留制度，建立高技術人才移民制度。[13]

提高企業感受度。打造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要以企業感受度為重要衡量標準，切實解決企業反映的各種重點難點問題，不斷推動制度創新與服務提速，使全球投資者和創新者都能平等準入、高效運作、公平競爭與安心發展。世界銀行2023年5月發布的營商環境新評估體系中，首次納入“企業感受度”指標并在整個營商環境評估中分值占比達27%。企業感受度已成為衡量營商環境優劣的關鍵標尺，我國多地已將其深度融入改革實踐。

比如，上海市在《關于加力提速推進2025年優化營商環境“十大攻堅突破任務”的通知》中，就著力提高企業感受度，加大力度解決企業反映的重點難點問題；圍繞企業反映政策“找不到”“看不懂”“用不上”“用不暢”等問題，上線“隨申兌”一口查詢申兌平臺，推出科學精準設定政策申請條件和范圍的“政策演算器”，持續擴大“免申即享”服務范圍；圍繞解決涉企行政檢查重復查、多頭查等問題，優化完善“檢查碼”系統功能，推動各行業盡快建立“無感監管”“無事不擾”雙清單；圍繞解決信用風險評級分散化、碎片化問題，健全“綜合+行業”企業公共信用評價體系，完善企業信用風險“精準畫像”；圍繞網絡輿論環境方面存在的問題，加強涉企侵權信息處置，推出《涉企侵權信息處理服務包》2.0版等等。[14]

再如，北京市于2025年3月發布《北京市全面優化營商環境 打造國際一流“北京服務”工作要點（2025年）》，連續八年迭代改革優化營商環境，聚焦企業群眾可感可及的關鍵痛點持續發力，在《北京市第四批新建和優化“高效辦成一件事”清單》中新建11個場景，優化6個場景。[15]

加強街鎮營商環境建設。街鎮營商環境建設是營商環境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營商環境建設方面的薄弱環節。要打通一流營商環境建設的“最后一公里”，就要加強街道、鄉鎮營商環境建設。優化街道鄉鎮企業服務功能，推進基層公正文明執法，做實“街鎮吹哨、部門報到”機制，發展活力街區，積極組織街鎮對各級部門支持街鎮營商建設的情況開展反向評價。

【本文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家治理教研部教授、博導】

注釋略

責 編：馮一帆／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