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推動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目前，我國的分配格局距離橄欖型還有一定差距，大部分中等收入群體主要集中在城鎮，農村居民整體收入水平相對較低。因此，我國推動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的關鍵在農村，亟須加速提升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使其逐步擺脫偏低收入狀態。為此，我國要加大力度推進鄉村全面振興與城鄉一體化，繼續推進農村人口城鎮化，包括縣域城鎮化及大城市中農民工市民化。此外，需在加大農村公共服務、社會保障、要素流動、產業結構等方面精準發力，從而擴大我國整體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早日實現橄欖型分配格局。
關鍵詞:橄欖型 鄉村全面振興 中等收入群體 共同富裕
【中圖分類號】F124.7 【文獻標識碼】A
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目標，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措施之一。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提出，“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有效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推動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扎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1]
自本世紀以來，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得到較快擴大，相應地，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于2008年越過最高點，當前正沿著倒U曲線下降階段穩步縮小，但據國家統計局數據，當前我國基尼系數值仍在0.4以上。[2]換言之，我國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已有較大改善，但是距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仍有一定差距。當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主要集中在城鎮，農村占比較低，這要求我們在城鄉居民普遍增收的基礎上，加快推動鄉村全面振興，持續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擴大農村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這也是破解城鄉發展不平衡、補齊農村發展短板，推動全體人民穩步邁向共同富裕的關鍵。
我國當前的收入分配格局
橄欖型一般被視為較理想的分配格局，其中多數社會成員的收入水平大致圍繞在中等收入上下或平均收入周圍，構成社會中較大比例和規模的中等收入群體，而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占比相對較小，即所謂“中間大、兩頭小”的分配格局。因此，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顯著擴大，通常被視為收入水平提高且分配更趨平等的重要表現，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標志之一。
我國國家統計局把年收入10萬至50萬元，作為中等收入群體家庭的劃分標準，根據2025年1月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已達4億人，約占全國總人口的28.3%。[3]可以看出，我國已經形成一定規模的中等收入群體，這是前所未有的了不起成就。
然而，如此規模的中等群體占比，距離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的要求尚有一定差距。中等收入群體在城鄉及不同區域間分布不均衡，是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從一定角度看，這也是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總規模還不夠大的直接原因。當前，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主要集中在城鎮，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計算，城鎮中等收入群體比重約是農村中等收入群體比重的2.88倍。[4]總體來看，這也導致我國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尚未由“金字塔型”直接轉向“橄欖型”，而是正在經歷中間過渡型，即一種“葫蘆型”的分配格局[5]。
葫蘆型分配格局的核心特征是，按收入水平分布居民總體上呈現出“雙眾數組”特征，即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比重的持續提升主要表現為一種城鎮現象，并形成總人口中穩定的次眾組，而低收入群體的規模雖然相應地在顯著縮小，但在總人口中仍為占比較高的主眾數組，且主要分布在農村；由于一主一次兩個眾數組之間存在較大差異，且二者之間交叉或重疊的部分較小，在分布圖上便呈現為類似的葫蘆型。[6]如果從“雙眾數組”的平均收入水平差異進行比較，可以更直觀體現這一特征。例如，簡單按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率看，以2024年統計公報數據計算，二者差距達2.34倍。而進一步分析，同期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為49302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則為19605元，后者不到前者的40%。[7]這也是我國居民分配結構在經濟增長中有所發展，但需要進一步均衡化的表現。進一步分析發現，導致我國當前分配格局的主要原因，在于城鄉發展不平衡與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若葫蘆型分配格局延續下去，不僅制約經濟高質量發展，更偏離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
因此，著力擴大農村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推動現存收入相對較低的主眾數組逐步縮小，相應地擴大現存以城鎮居民為主體的次眾數組，即推動雙眾數組加快位移、轉型，最終統一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格局，是“十五五”時期優化收入分配格局的必然要求。
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的既有基礎與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保持快速穩定增長，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并通過科學有效的政策引導，有效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斷擴大。一方面，我國經濟增長與發展已經達到新水平新階段，基礎教育、公共建設、生態環境、國家安全等進一步加強，經濟實力、綜合國力持續提升。“十四五”以來，我國經濟總量連續跨越110萬億元、120萬億元、130萬億元，2025年預計達到140萬億元左右，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8]2024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3445美元，連續兩年超過1.3萬美元，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提供了比較扎實的經濟基礎。[9]另一方面，我國居民差別狀況不斷得到改進。城鎮與鄉村內部差別擺脫平均主義，逐步擴大又沒有過大；并且城鎮差別始終低于農村差別，保證了低差別型城鎮化道路；全國總體基尼系數在2008年達到0.49高點后，轉入“公有經濟收入差別倒U曲線”下降階段。在這一背景下，中等群體規模不斷增量擴容，社會分配格局從比較典型的金字塔型轉向葫蘆型，并且在總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中，兩大眾數組也逐步有所靠攏，并發生相應的比重變化。
“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有效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10]這是一個艱巨而偉大的目標任務，應當客觀地看到，進一步擴大中等群體規模的基礎是存在的，但仍面臨著相當程度的挑戰。一方面，若要實現2035年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達8億人的目標，這在今后五到十年時間內是相當艱巨的任務。另一方面，我國中等收入群體，主要構成為城鎮中的金融企業、教育機構職員和研究人員，與現代經濟密切關聯的中介機構人員，大中型民營企業階層，以及國有企業管理層和技術工種等群體。盡管近年來，農村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農村中等收入群體的根基得以進一步牢固，但整體看來，城鄉二元結構依然是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堵點。
大規模大中型城鎮化已經轉化為小幅度縣域城鎮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每年以1%以上的速度大規模大型城鎮化，已經逐步轉化為穩步的縣域小規模小城鎮化，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特別是過剩人口的能力已經放緩。同時要看到，大城市中已經非農業化的勞動力，即所謂城鎮常住人口，還有一定比例沒有市民化，不少人無法享受與城鎮居民相同的教育、醫療福利，各地各城市按計分制度改變農民工身份的進展較為緩慢。
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相對滯后，民生短板依然存在。農村醫療服務水平與城鎮存在差距，根據2023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城鎮每千人口衛生技術人員11人，農村僅為7人，且農村衛生技術人員中，高學歷、高職稱人員比例低于城鎮，難以提供高質量的醫療服務，一些偏遠地區甚至缺乏基本的醫療設備和藥品。農村教育資源相對薄弱，職業教育與技能培訓體系不健全，導致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偏低，難以適應新興產業和高質量就業崗位的需求，收入提升空間受限。農村居民享受的養老待遇水平與城鎮居民差距仍較大。2024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城鎮職工離退休人員人均月養老保險金待遇約3825元，而農村大多數居民參加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每月待遇約245元，僅為前者的6.4%。
要素約束突出，鄉村全面振興資源保障尚待補足。農村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是土地，但目前土地流轉機制尚未完全順暢，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范圍有限，住宅、旅游等用途受限，土地價值難以充分釋放。例如，宅基地流轉受“一戶一宅”政策約束，流轉困難，資金貸款限制多、條件高，導致農村居民經營才能無法充分發揮，財產性收入增長緩慢。此外，人才流失是推進鄉村全面振興面臨的主要挑戰。2024年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達1.78億人，其中30—50歲青壯年占比達52%，[11]農村農業所需要的創業人才、技術人才短缺，難以支撐產業升級，導致農村“空心化”“老齡化”，土地“撂荒”問題突出。
鄉村產業發展不足，農民增收渠道單一。多數農村地區仍以傳統農業為主，產業鏈條短、附加值低，農民經營性收入增長乏力。雖然近年來部分農村電商、鄉村旅游等新業態興起，但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附近，總體來看規模小、分布散、可持續性差，尚未形成穩定增收機制。加之，農副產業附加值偏低。當前，我國多數農村產業仍停留在初級生產階段，產業融合深度不夠。2022年，全國農產品加工轉化率近70%，[12]低于發達國家的80%以上的水平，且“一糧獨大”現象突出，主要集中在糧食、蔬菜，而高附加值品類加工轉化率低。農產品價格受市場波動影響大，導致農村居民收入穩定性差。農業與旅游、文化、電商等業態融合還不深入，增值空間有限，帶動增收能力弱。部分地區盲目跟風發展鄉村旅游、特色養殖等產業，缺乏差異化定位，導致產能過剩，從而使農村居民增收更加困難。
鄉村全面振興與中等收入群體培育的協同性不足。農村中等收入群體培育，涉及農業農村、人社、財政、金融等多個部門，但各部門政策缺乏協同，產業扶持與就業培訓政策脫節、金融支持與土地制度改革不協調，難以形成合力，政策碎片化問題突出。對農村中等收入群體的培育重視程度不足，缺乏對農村潛在中等收入群體的精準識別，對即將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的農戶也缺乏配套幫扶措施。此外，鄉村整體治理模式需要完善，集體經濟的作用需要更好發揮。
推動鄉村全面振興是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的重要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作為重要政策目標”。[13]這一重要指示，要求在培育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上持續發力。我國低收入群體主要集中在農村，城鄉收入差距偏大，是制約社會結構轉型的主要瓶頸。如果農村中等群體規模能夠提升一倍，如從現在7%上升到14%，低收入群體也相應地同比減少，就可促進中等群體在總人口中占到40%多，或接近50%。因此，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的重點是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縮小農村低收入群體規模，即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點和難點在農村。[14]
持續穩步推進城鎮化進程。在鄉村全面振興戰略指引下，應當加大以縣域為主的小規模城鎮化力度。關鍵點在于，要為即將轉移至縣城的人員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加大吸引資金的力度，鼓勵民營經濟發展，創造機會幫助農村閑散勞動力就近實現非農就業。其中部分村鎮可以適當進行合并，人口的集中可以創造更多服務業，也有利于宅基地的集中有效運用，而土地的集中也有利于規模經營和農業機械化發展。改革和改進大中城市以計分制轉換市民身份的制度，加快已經進城農民工的身份轉換，包括子女和父母的身份轉換，通過勞動力城鎮化帶動人口城鎮化，消除農民工“離土離鄉未進城”現象，從而實現真正的全面的城鎮化。
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筑牢農村民生保障。完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較大幅度提高養老金水平。鑒于農村土地作為農民基本民生保障的功能逐步弱化，建議提升農村老人的養老金水平。加快推進城鄉醫保一體化，提高農村居民醫保報銷比例，同時，考慮度降低大病保險起付線，從而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優化農村教育資源配置，加強農村學前教育和職業教育，推進城鄉教師交流輪崗，提高農村教師待遇。逐步升級農村基礎設施，推進農村道路、物流、通信建設，改善農村人居環境。這些公共服務舉措的實施，不僅有效提升農村居民的生活質量，也讓農村居民獲得平等的發展機會。此外，農村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將顯著降低農村居民生活成本，提高生活質量，間接增加農民實際收入，助力收入分配格局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橄欖型轉變。
以要素雙向流動為核心，打通城鄉資源配置堵點。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有步驟地推進城鄉一體化，暢通“人、地、錢”三要素雙向流動通道，讓農村沉睡的土地、山林、集體資產等資源，轉化為農民和部分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或財富。一是完善城市人才、資本、技術、企業的下鄉激勵機制，鼓勵城鎮科技、教育、醫療等領域專業人才以技術入股、資本入股、服務合作等形式參與鄉村建設。二是通過優化鄉村創業環境，落實返鄉創業補貼、稅收減免、金融支持等政策，吸引大學生、退役軍人、人才回流、企業家等返鄉創業，培育新型中等收入群體，增強農村自我發展能力，推動農村由“輸血”向“造血”轉變。三是穩步推進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鼓勵城鎮經營者參與農村產業和土地開發，從而使農民通過土地入股、租賃、托管等方式，獲得持續性財產收益。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發展大規模經營，提升農村土地資源流動性與財產性收益。四是強化財政和銀行的金融協同，改進財政支持和銀行貸款的條件和資質要求，同時撬動社會資本參與鄉村基礎設施、產業升級和公共服務建設，形成“財政引導+銀行參與+市場參與”的多方投入格局，共同解決農村發展中資源短缺問題。
推進深化鄉村產業振興，夯實農村居民增收基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必須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產業振興是鄉村全面振興的重中之重，也是農村居民增收的基礎。應推動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培育現代農業、鄉村旅游、農村電商、康養經濟等新業態，延伸農業價值鏈、提升農民就業層級。聚焦糧食、果蔬、畜禽等優勢產業，著力培育一批農產品深加工龍頭企業，支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提高農產品加工轉化率。培育發展鄉村特色非農產業，打造特色產業集群。支持村級工坊、鄉村旅游、農村電商等業態發展，對農村非農產業實行稅收優惠、用地保障，吸引城市資本、技術向農村流動。建立城鄉產業轉移機制，引導城市勞動密集型產業、農產品加工產業向縣域布局。另外，從經營方式上，可通過培育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帶動小農戶融入現代農業，提高經營性收入水平；通過激活農村土地、房屋等資產，推動農村產權制度改革，進一步拓寬增收渠道；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特色產業，吸納農村勞動力本地就業，穩定工資性收入來源。通過農村三次產業、多種經營方式的共同發展，能夠使農民在增加傳統農業經營收入以外，增加工資收入和財產收入等等，從而直接推動農村居民收入整體增長，為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筑牢基礎。
健全制度保障機制，強化政策協同。統籌農業農村、人社、財政、金融、土地等部門政策，形成工作合力。完善考核評價機制，將農村中等收入群體占比、城鄉收入比、農村居民收入增速等指標納入地方政府績效考核，設置量化考核權重。建立激勵機制，對成效顯著的地區給予資金、項目獎勵及晉升機會，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健全動態監測幫扶機制。建立農村中等收入群體動態監測系統，精準識別“潛在群體”“臨界群體”，對即將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的農村低收入群體，重點提供產業、就業支持；對可能落后的農村中等收入群體，強化社保、醫療兜底保障。健全防止返貧動態監測機制，確保中等收入群體穩定擴量增容。
加強鄉村治理，夯實格局轉型的制度保障。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健全鄉村治理體系，必須堅持黨對鄉村全面振興的全面領導，完善村規民約、集體經濟分紅、村務公開等制度，確保農村居民在收入分配、資源配置中享有平等權利。在集體經濟分配方面，通過“按股分紅+按勞分配+公益幫扶”相結合的方式，既保障股東的合法收益，又通過公益崗位、困難補助等方式幫扶低收入群體；在資源配置方面，通過村務公開、村民議事會等機制，確保土地流轉、項目引進、資金使用等重大決策透明化，防止少數人侵占集體利益。同時，鄉村全面振興應注重培育農村居民的規則意識、契約精神與公共參與意愿，通過積分制、道德評議會等方式引導低收入群體參與共建共享。通過治理升級，既能讓分配格局轉型獲得制度保障，又能凝聚全體村民的共識，形成共建共享、公平正義的分配文化，奠定橄欖型格局形成的社會基礎。
總而言之，鄉村全面振興不僅是農村的振興，更是整個中國社會結構的深刻轉型，唯有農村居民擺脫低收入狀態，農村中等群體真正壯大，才能促進前文提到的葫蘆型社會中的雙眾數組，在整體收入水平提高中逐步靠攏，橄欖型分配格局才能堅實成型。作為“十五五”時期的重要戰略目標，要始終堅持以全體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加速鄉村全面振興，聚焦農村中等收入群體的培育和擴容，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縮小城鄉差別，推動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最終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宏偉目標。
【本文作者為南開大學講席教授、博導；感謝楊希雷博士（南開大學中國財富經濟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對本文初稿的貢獻】
注釋略
責編：李 懿／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