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進行中的第四次產業轉移有三個主要方向：一是趨于更后起的發展中國家，如越南、印尼、馬來西亞、一些非洲國家等；二是從中國沿海轉向中國的中西部；三是受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決策的影響，重返總部國。全球產業轉移使一些國家獲益，但也使一些國家受到傷害。如一些國家僅以轉移過來的低端產業去參與國際競爭，當產業再度轉移向具有更低廉成本的國家時，往往會陷入困境。強化產業升級的意識，實施科學的產業升級戰略，正是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關鍵所在
產業升級目標：應對全球產業轉移的挑戰
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涉及中國經濟轉型發展的根本性問題，其核心帶動力就是產業升級。
推動產業升級，首先應研究全球產業轉移的規律。二戰結束以來，全球范圍內較大規模的產業轉移已發生了三次，目前正經歷第四次轉移。而正在進行中的第四次產業轉移有三個主要方向：一是趨于更后起的發展中國家，如越南、印尼、馬來西亞、一些非洲國家等；二是從中國沿海轉向中國的中西部；三是受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決策的影響，重返總部國。
全球產業轉移使一些國家獲益，但也使一些國家受到傷害。如一些國家僅以轉移過來的低端產業去參與國際競爭，當產業再度轉移向具有更低廉成本的國家時，往往會陷入困境——既無法憑借成本優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不能與居產業高端地位的發達國家抗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觀察“中等收入陷阱”的種種特征，不難發現：有些長期被視為原因的其實是結果。如經濟增長乏力、技術進步緩慢、信仰缺失、社會動蕩等，其實就均為結果而非原因。即使更貼近一些原因領域中的某些元素，如分配問題等，也無法歸結為根本原因。這是因為，分配調節僅能起輔助作用，而處于經濟基礎地位的企業主體、產業運行的內在推動才是源頭所在。
從時間跨度看，我國接受全球產業轉移所持續的過程之長是罕見的。一個國家能同時經歷第三次、第四次兩次產業轉移，客觀上為產業升級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機遇。這不僅體現在有更長時間為企業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準備條件，而且由于地域差異，可產生互相帶動的積極效果。接受第三次產業轉移的東南沿海地區，可在國家范圍內包括廣大中西部地區，繼續展開產業轉移過程中受成本競爭壓力的影響被迫進行產業升級。正在接受產業轉移的中西部地區，完全有條件汲取已進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教訓，注重在招商引資中選擇產業。同時，東部地區的產業升級效應可逐步輻射過來，以帶動中西部地區的產業升級。這實質上已成為我國規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寶貴資源。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本還在于不斷強化產業升級的意識，實施科學的產業升級戰略。這也正是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關鍵所在。
產業升級方式：三大板塊協同推進
產業升級是一項系統工程，它至少涉及三方面內容，即產業結構升級、產業鏈升級和產業人才升級。
產業結構升級：
結構升級首先應提升第三產業的比例。從一國產業發展的基本走勢看，這是毋庸置疑的方向。產業升級戰略目標常常需要圍繞三次產業結構的變動而構筑體系，對第三產業比重的提升須作戰略安排。我國“十一五”規劃制訂時，國務院就對某些城市提出：“有條件的地方可建立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這至少表明決策層對此開始關注。
結構升級其次應在每一產業的內部進行層次提升。如第三產業應提高現代服務業尤其是專業服務業的比例，第二產業中要提升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比重，第一產業發展的重點應是現代農業，包括設施農業、種源農業、觀光農業等。
產業鏈升級：
在注重結構升級的同時必須高度重視產業鏈升級，以產業鏈升級帶動產業結構升級。
產業鏈升級有兩類方式的組合至關重要。一是升級方式組合，二是創新方式組合。
產業升級方式組合主要有三種類型：改造升級、購并升級和創新升級。我國現階段傳統產業所占比重較大，改造升級依然是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產業鏈升級的重要方式。即使是經濟相對發達的上海，2012年也重點推進一批技術改造項目：12個項目被列入國家重點產業振興技術改造項目；38個項目列為國家工業中小企業技術改造項目；10個項目列為電子信息產業技術改造項目。購并升級是快速提升產業鏈的一種重要方式。購買品牌及其核心技術若能融入現有企業管理體系，就能產生跨越性產業升級的效果。如吉利控股集團收購瑞典沃爾沃轎車公司100%股權。隨著我國整體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企業“走出去”，通過國際購并加快產業升級步伐具備了更優越的條件。創新升級當下已成為企業群體取得共識的主體性升級方式。相對于一時難以提升產業鏈的改造升級和存在較大風險的購并升級而言，具有自主創新條件的企業選擇創新升級為主的路徑實為理性之舉。
自主創新也存在三種方式，即原始創新、二次創新和集成創新。在選擇創新方式時有幾個要點。一是以二次創新為基礎，避免單純引進或盲目追求原創而減緩創新進程。這是因為，高端原創必須以前沿性科研積累為基礎，而所謂發展中國家實質上就是科技落后的國家，要想在當前科技主要領域走向前沿其中，進入創新高地，取得原創性成果，是不切實際的。此外，二次創新是在引進基礎上的再創新，即通過學習借鑒先“追趕”（縮短距離），爾后進入原創軌道，實現“超越”目標，具有符合創新規律的可行性。二是不放棄任何一次原始創新機會，并且在原始創新過程中，立足于優勢，努力爭取“人無我有”。三是高度關注集成創新，在特色項目中，力求取得集成創新的歷史性突破。到目前為止，依靠集成創新走向全球性企業甚至達到世界頂尖企業水平的也不為鮮見，蘋果公司就是典型代表。
在產業鏈升級方面，比較理性的做法是，對傳統行業中的企業，以改造升級為基礎，同時結合二次創新，積極應用集成創新方法，促進能級提升與產業鏈提升相結合，為具有特色的原始創新不斷奠定基礎；對高新技術領域企業，購并升級與創新升級均可契合需求進行選擇。
產業人才升級：
無論是產業結構升級，還是產業鏈升級，都必須植根于產業人才升級的基礎上。如果說蒸汽機誕生標志著第一次工業革命，沒有瓦特發明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人類工業的興起，以及稱雄兩個世紀的“日不落”英帝國。同樣，沒有愛迪生的電燈發明，就沒有以電氣化為標志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美國也不可能成為繼英國之后、跨越三個世紀的世界第一強國。瓦特、愛迪生，就是我們所講的人才。而在新加坡，人才教育尤其是大學人才教育，在產業升級過程中也扮演著積極并具有根基性的角色。嚴祟濤就在《新加坡發展的經驗與教訓》一書中對新加坡產業升級中的人才作用作如下評價：“像新加坡這樣的小國出路在哪里？人口數量已經不再是決定因素，即使它過去曾經起到一定作用。現在起決定作用的就是人民平均的受教育水平”，“只要新加坡擁有優秀的工程師和科學家，我們就可以吸引到那些高科技的跨國公司到新加坡投資建廠。所以，經濟發展局就開始要求國立大學擴大在工程專業的招生。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和新加坡管理大學都增加了信息技術和其他軟技術的專業，為新加坡在金融、銀行、出版、廣告還有其他傳媒行業培養更多具有競爭力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