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預的指導思想與政策實踐
在現代社會中，政府在勞資關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國家干預的力度及其舉措，受到一定歷史時期社會思潮的影響。從轉型時期的英國來看，影響國家干預的思潮主要有：家長制保護主義、自由放任學說以及新自由主義。
前工業化時期，家長制保護主義思潮盛行。受此影響，當時的政府基本站在勞工的立場上，出臺了多個勞工法令，對于工資、學徒制等做了詳細規定，保障了勞工的基本生存，勞資關系相對緩和。進入工業化社會以后，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自由放任學說開始盛行。受此影響，工業化時期的英國政府，順應資產階級的要求，放棄了對勞工的保護，轉而采取放任政策，不愿對工業化潮流中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工施加保護，由此造成勞資沖突的加劇。
19世紀中后葉，新自由主義思潮破土而出，開始強調適度的國家干預。受此影響，政府對于勞資沖突逐漸介入：一方面認可工會的合法地位，促成勞資雙方通過集體談判來解決爭端；另一方面通過頒布一系列勞資政策、推行相關社會改革，來清除勞資沖突所滋生的土壤。同時，政府還通過幾次議會改革，滿足了工人階級對于政治權利的訴求，大大改變了工人階級的弱勢地位，對于勞資關系的緩和起到促進作用。
作為第一個工業化國家，英國在國家干預方面留下了一些經驗教訓。從經驗方面看，政府在化解勞資沖突時，往往采取多管齊下的策略。當勞資沖突特別是勞工運動危及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時，政府在法律上的高壓及軍事上的鎮壓在所難免。但同時，政府更注重通過立法手段來化解沖突，政府頒布的勞工法令、工廠立法、工會立法等，保障了轉型時期工人階級的權益。政府還推行了與勞資關系相關的社會改革，工人階級也成為改革的受益者。在教訓方面，雖然手工工人在工業化潮流中的沒落在所難免，但政府的放任政策造成嚴重后果：手工工人的奮起反抗貫穿工業化的始終，工業化高潮時期同時也是自17世紀革命以來英國歷史上最為動蕩的時期，不穩定的社會局勢對英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消極影響。
勞資關系與社會轉型
從更為宏闊的視野來看，勞資關系的變化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緊密相關。一方面，國家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水平決定了特定時段勞資關系的性質及走向。從經濟狀況來看，經濟危機、經濟繁榮與勞資沖突之間存在著正相關。19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大規模罷工運動的爆發，與此間英國的經濟危機或經濟蕭條直接相關。而1850—1880年間，英國確立世界工廠地位，在經濟高度繁榮之下，資本家也樂意拿出一部分利潤，來改善工人階級的經濟待遇，勞資關系由此趨于緩和。從政治方面看，英國推行政治改革、提高工人階級政治地位，也有利于構建和諧的勞資關系。19世紀后半葉，工人階級獲得選舉權后，就可以通過手中的政治權利影響政府的勞資政策，暴力的對抗方式也逐漸被拋棄。
另一方面，勞資關系的演變又對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反作用。從政治方面看，19世紀的三次議會改革推動了英國的政治民主化歷程,其中勞資沖突的兩大主體——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推動不可忽視。1832年第一次議會改革，就是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激進運動的產物。1867年和1884年議會改革，工人階級的作用功不可沒。此外，19世紀末期勞資沖突的政治化，改變了英國政壇上兩黨相爭的局面。工黨崛起并成為20世紀輪流執政的兩黨之一，促進了英國政黨政治的發展。從經濟方面看，和諧的勞資關系有利于生產的進步及經濟的發展，而罷工、游行等對抗性活動的加劇，則使生產處于混亂、無序狀態，經濟的發展無從談起。從社會方面看，19世紀中后葉英國政府所實施的各項社會改革，推動了社會的進步，而改革舉措的出臺，很大程度上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斗爭的結果。近代英國的教育改革、公共衛生改革、住房改革等，都是這種背景下的產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