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結 語
本文著力探討的幾種理論，從不同角度論述了制度在資本主義經濟的長期波動中所起的作用。SSA學派和調節學派強調了制度對于促進資本積累的重要意義;新熊彼特派的佩蕾絲則專注于技術—經濟范式和技術革命在其傳播中所面臨的制度約束。這幾種理論對于發展資本主義階段的制度分析均有其貢獻，但也難免于各自的局限。正如前文一再指出的，從其性質和功能上看，制度及其變革并不總是為著適應技術的需要，也不總是為著促進持續而快速的積累，它還服務于階級統治和階級關系的再生產。要將上述三個維度統一起來，即在保持階級力量均勢和階級妥協的前提下，實現足夠高的創新速度和足夠高的積累率，就像二戰后出現的“黃金年代”那樣，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似乎還是例外。新自由主義體制的崛起昭示我們，特定的制度形式在這三個維度上的作用往往是相矛盾的。而且，如果特定的制度形式(如新自由主義)為了鞏固階級統治，通過恢復利潤率而犧牲積累和增長，最終也將通過危機的爆發加劇該體制的合法性危機。現代資本主義從戰后黃金年代到新自由主義階段的嬗變，在許多不同的側面彰顯出階級力量均勢和階級妥協對于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只有將制度變革所涉及的三個維度統一和協調起來，發展的巨潮才是真正可企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