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晚清以來，代表新生力量的青年，開始被賦予無限期待，從而不斷登上歷史舞臺。當下對這一問題的討論，除了延續歷史的慣性之外，還與當前社會結構劇烈變動，青年遭遇新的處境有關。但批評青年沒有理想，一直是這些討論中比較大的一種聲音。本期閻云翔則從解讀這代父母的角度，給出了自己對這一問題的別致觀察，并認為在中國社會已發生“個體化”進程的當下，看待青年的“理想”也需要新的目光。而張慧瑜則從社會文化的角度，梳理了幾十年來青年形象的流變，希望找出青年暮氣沉沉的原因。無論如何，青年問題早已經不單單是一個年齡段的人口問題，而是社會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問題，亟須解讀。
我在2006年寫過一篇英文文章來探討中國的80后一代的群體特征，發表在《當下的歷史》(Current History)2006年第9期。我當時的看法是，這代人集享樂的個體主義與脆弱的實用主義于一身。在私人生活領域，尤其是在處理與父母乃至親朋的關系時，他們表現很強的自我主義傾向、對權利敏感并勇于尋歡作樂、追新逐潮。但在公共生活領域，他們卻是安分的實用主義者，選擇以最安全的方式來謀取考試分數、教育回報、收入、權力乃至聲譽的最大化。這一代人從小便生活在一種張力之下。他們的父母望子成龍，希望他們從童年時代就按照嚴格的程序走，不可浪費任何時間。 在該無憂無慮的年代，他們已經開始擔憂考試分數和成長道路之類的問題。所以，我當時就提出一個疑問：沒有童年的這一代人長大之后會不會有真正的青年時代？
如果我們按照通行的標準將青年文化界定為一種以反主流文化為特征的亞文化，當代中國很可能談不上有青年文化。比如，拿農村青年來講，他們要的是什么？其實是要跟城市青年一樣，他們心目中城市文化就是他們的文化，城市的生活方式就是他們要追求的生活方式。而占人口少數的城市青年，要做的就是念好大學，做白領，踐行那一整套父母為他們設計的程序。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是不存在具有反主流文化特點的青年文化的。這是我在2006年就有的看法。但是讀了前段時間大家對青年文化的討論，我覺得還有再討論的必要。
批評青年無理想的誤區
前段時間《人民日報》有一篇名為《莫讓青春染暮氣》的評論文章，引起很多討論。該文的中心觀點是青年不應該暮氣沉沉，應該超越物質主義的考慮，具有理想和獻身精神。而獻身的對象，更多的是體現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國家、社會等等。這種思路和1980年“潘曉公開信討論”、1988年“蛇口風波”大討論時的傳統觀念差不多；即，真正理想境界的青年理想主義，就是要具有犧牲精神，為了集體利益犧牲個體利益，以追求更大的目標。我認為，這樣的觀點，在當前已經失去了現實針對性。
過去30多年，中國社會結構發生的最大變化是目前還在經歷的個體化過程。這一過程有兩個特點：一是在價值觀層面越來越多的個體認為，自我利益具有正當合法性。自我主體性增強，“為自己而活”成為人生的主要目的。盡管這一觀念被接受的透徹度會因人而異；而且很可能所謂的“為自己而活”只是從物質層面上講，比如只要車和房；而不是從超越層面上來講，比如，人應該有選擇自己生活道路的權利，并且應為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做出犧牲。但不管怎么樣，這個方向是越來越明顯。
二是從客體層面來講，整個社會結構也在發生制度性的變遷。國家逐漸對社會松綁，也從原先對國民生、老、病、死都全面負責的狀態中逐漸撤出，要求個體承擔更多的責任。與此同時，國家就不可能不支持個體權利的追求。因此主體要求更多的個人權利也變得理所當然。
如果忽略了這一大的背景，還侈談個體要為群體做奉獻、做犧牲，要有集體主義價值觀，只有這樣才算有理想，我覺得未免文不對題。
網絡上也有一種比較流行的對《莫讓青春染暮氣》的反對聲音，核心是說，社會如此不公平，“我”憑什么有理想。我覺得這也沒道理。當年共產黨人開始鬧革命，社會更不公平。從絕對的收入分配機制和社會階層分化的壁壘來講，我相信，20世紀之交的中國，肯定比現在更不公平，流動性也更小。但那個不公平的時代并沒有排斥那些人有理想。換言之，社會不公平也可能成為激發理想的機制，而不一定導致沒有理想。某些持自由主義觀念的人指出當代青年缺乏理想是因為政治上不夠開放，包括輿論和公共空間的不夠開放。但是，這也不一定。不開放也有可能變成一種變革的動力和理想。我認為，這些說法都有一些偏頗之處。下面我想在被大家忽略的地方，談點自己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