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輿抗爭的原因
正如“日常抵抗”、“依法抗爭”和“以法抗爭”都有不同的產生背景和條件，以輿抗爭作為轉型時期農民維權的新方式，也有其獨特的產生原因。
(一)當前利益表達機制不健全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經濟利益及相關利益范圍不斷擴大，人民群眾維權意識日益增強，現(xiàn)實社會的矛盾越來越頻繁，原有社會結構中的利益分配和糾紛處理機制已無法適應社會急劇轉型的需要，社會矛盾成為當前社會的重要問題。與此同時，經濟發(fā)展不平衡導致農村人群和基層群眾在利益訴求表達方面明顯處于劣勢，一些與他們自身物質利益息息相關的問題，如農村的土地承包和山林田界糾紛、城鎮(zhèn)的房屋拆遷等，經常面臨訴求表達渠道不暢、受理不力等現(xiàn)象，使他們的利益訴求難以表達。這時候網絡、微博等新興媒體以其快捷、低風險、低成本的優(yōu)勢成為農民維權的重要途徑。
(二)少數(shù)地方政府的不當作為
由政府行使公共權力管理公共事務、解決公共問題，根本目的是實現(xiàn)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然而實際生活中，少數(shù)地方政府和部門的不當作為正在嚴重損害公共利益，加劇矛盾沖突。當前我國正處于全面轉型期，各種利益矛盾，尤其是土地糾紛、房產糾紛等矛盾日益突出。日益明顯的社會分配不公和利益差別懸殊也引起大眾的強烈不滿，并通過各種方式表達出來。公民通過體制內公共參與的方式尋求解決辦法時，有些地方政府或部門往往以怠慢、漠視甚至是不公正的態(tài)度來回應，使得民眾無法達成合理的訴求，一些農民就采取一些極端手段，比如怠工、上演跳樓秀、聚眾停尸等。面對農民采取的這些極端手段，公權力部門為了維護形象，盲目采取激烈的方式對參與者實施法律或行政性懲罰，這往往更加激化原有矛盾，為群體性事件的形成以及激化埋下隱患。
(三)網絡等新媒體平臺的優(yōu)越性
以輿抗爭盛行的關鍵是借助媒體喚起社會輿論的注意和爭論。我國傳統(tǒng)媒體由于種種原因，無法有效滿足普通民眾的需要。網絡、微博等媒體作為一種新媒體，突破了傳統(tǒng)地域、階層、文化程度的限制，民眾可以針對那些關系到自身利益或者是自己所關心的各種公共事務，比在現(xiàn)實世界中更積極地發(fā)言，甚至通過網絡找到擁有相似價值取向和審美偏好的群體，進行深入探討，產生共鳴。如果網絡形成的輿論得到傳統(tǒng)媒體的聲援，那么這種網上網下、新舊媒體的交互作用，會加速輿論的發(fā)展，形成強大的輿論聲浪，對當事人特別是負有社會管理責任的公權力形成壓力。
(四)社會成功案例的示范效應
2003年引發(fā)社會各界關注的孫志剛案終結了在中國存在了20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2005年湖北佘祥林“殺妻”冤案受害人不僅獲得國家賠償，也催生出“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jù)，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jù)”的規(guī)定，有效推進了公民權利的保障;2009年的成都唐福珍自焚事件和鄧玉嬌案都因為媒體的參與引發(fā)了巨大的社會輿論關注，獲得了高層級政府的迅速介入。以上案例發(fā)生變化的轉折點在于媒體介入引發(fā)輿論關注和上級政府的介入。這給民眾一種“只有更高的權力可以制約權力”的印象，加上自傳統(tǒng)社會以來的“清官情結”和“皇帝情結”也使普通民眾更加信賴更高一級直至中央政府的公正。從現(xiàn)實情況看，上級政府代表的高層權力的表態(tài)，案件重新審理或者工作組的成立，也給民眾“頭上有青天”的安慰。雖然，這種解決方式尚停留在個案層面，更多是一種被動反應和臨時措施，而沒有提升為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執(zhí)政理念。但是，對于民眾來說，這種“弱者的武器”獲得的成功是巨大的，也就激發(fā)更多人效仿。現(xiàn)在越級上訪數(shù)量的居高不下，就是很好的例證。
五、以輿抗爭的影響
“日常抵抗”、“依法抗爭”和“以法抗爭”三種解釋框架為我們理解農民的維權活動提供了不同理論視角，以輿抗爭則是當前轉型時期農民維權方式發(fā)生變化的產物，這種新方式有其自身的兩面性，需要全面把握。
(一)以輿抗爭的正面效應
1．擴大了公民政治參與的形式和范圍
政治參與，一般是指公民參與影響政府決策和社會管理的行為。現(xiàn)代政治學理論認為，公民政治參與是現(xiàn)代國家走向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人民依照法律規(guī)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務、管理社會事務是憲法賦予的法定權利。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以及逐漸完善的信訪、咨詢、聽證等制度，是我國公民政治參與的平臺。但是現(xiàn)實的情況是，隨著社會發(fā)展加快和公民受教育程度的不斷提高，制度供給的參與平臺無法滿足公民政治參與的需求。而網絡、微博等新興媒體的蓬勃興起，則使公眾通過網絡空間、微博跟帖等形式，單獨或者集體地把對政府的要求、建議、批評傳達給政府，從而影響政府決策。在云南“躲貓貓”事件中，正是公眾通過網上各大論壇、空間等表達集體訴求，才促使政府史無前例地啟動了“網民調查”程序。
2．提升了公民監(jiān)督的力度
有效的監(jiān)督是現(xiàn)代社會必不可少的環(huán)節(jié)。作為我國監(jiān)督機制重要組成部分的傳統(tǒng)輿論監(jiān)督主要通過大眾媒介的傳播活動得以實現(xiàn)。而在這一過程中，媒介“把關”式的篩選和官方的干預，使得輿論監(jiān)督的范圍非常有限，效果也大打折扣。隨著互聯(lián)網時代的到來，新興媒體使得信息傳播的方式和速度進入了新的層面，公眾輿論的監(jiān)督突破了原有的“旁觀者”式的監(jiān)督，開始“直接介入”進行監(jiān)督，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現(xiàn)有政治監(jiān)督體制的不足，發(fā)揮積極的監(jiān)督功能。第三方調查就是直接監(jiān)督的重要形式，在有爭議事件的解決中扮演關鍵作用。
3．開辟了公民社會化的新渠道
一般而言，政治社會化就是指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傳播過程，即公眾“了解既有政治文化，熟悉政治準則，并且形成獨立的政治意識，明確自己的社會政治角色，從而從‘自然人’轉變?yōu)?lsquo;政治人’，成為社會政治關系的承擔者和政治活動的實踐者”［10］的過程。在網絡、微博等新興媒體出現(xiàn)之前，傳統(tǒng)媒體是推動政治社會化的主角之一。它對于傳播政治文化、形成共同的政治意識、引導社會政治方向等方面都發(fā)揮了巨大作用。然而，由于我國傳統(tǒng)媒體的特殊性質，使得公眾只能被動接受自上而下的政治宣傳，個體甚至群體很難自下而上反饋意見、建議。網絡等新興媒體，則為公眾意見的自由表達、交流，提供了一個低門檻的公共輿論平臺，為公民的政治社會化提供了一種便捷而高效的新渠道。在這個渠道中，公民可以表達自己對于國內國外事務、熱點社會問題等的態(tài)度、意見，而且隨著社會的發(fā)展，這正在越來越深地影響著我國的政治發(fā)展。
(二)以輿抗爭的負面效應
1．消解公權力權威
利用輿論來維權本身就帶有因弱勢而受不公待遇的意味，加上網絡、微博等新興媒體本身的無等級、無差別性和“平民化”氣質，由此引起的輿論就仿佛帶有民意的壓力，在關注具體事件的時候往往容易把自己當作正義的捍衛(wèi)者，想當然地站在自認為弱勢的一方，對公權力過度施加影響，進而可能弱化公權力的權威。特別是在監(jiān)督司法審判過程中，輿論與傳統(tǒng)媒體結合后所產生的強大壓力，可能會導致司法的獨立性、客觀性和公正性受到影響。這一點在“藥家鑫案”中體現(xiàn)得比較明顯，輿論的強大壓力使“藥家鑫案”已超越案件本身。
2．造成公眾思想混亂
網絡、微博等新興媒體的便捷化、匿名性以及相對自由的環(huán)境，使得信息龐雜無比，“百花齊放”的另一面即是真理與謊言并存。無人證實的傳聞、流言、誹謗、誤解、錯誤的信息、假情報、天花亂墜的謊言等等也充斥著互聯(lián)網，這些錯誤、不良的信息借助網絡傳播極易形成負面輿論，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對社會既定的法律法規(guī)、道德規(guī)范帶來極大沖擊，也給受眾帶來生活和思想上的混亂。此外，別有用心的人也會利用這些工具制造和利用違背真理、歪曲事實真相、蠱惑人心的負面輿論，把人們引入歧途，容易產生情緒低落、埋怨、激憤的反社會心理。
3．引發(fā)群體性事件
網絡、微博等新興媒體為民眾提供了一個及時、多向、交互式信息交流的平臺，在帶來溝通迅速、實時互享信息等便利的同時，由于我國相關立法的滯后和不足，一旦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這些漏洞，就能故意散播謠言，操縱或者引導公眾的關注。在當前社會矛盾仍然比較嚴重的情況下，受某些普遍關注的社會政治事件的刺激，網民利用網絡大規(guī)模發(fā)布、傳播某一方面信息，發(fā)泄不滿，以網絡信息技術為依托，互相溝通、串聯(lián)，進行策劃、組織和聯(lián)絡，極易演變?yōu)閹в刑囟ㄔV求的群體性事件，［11］對社會秩序造成破壞和沖擊，例如湖北石首事件、貴州甕安事件。目前來看，以輿抗爭引起的群體性事件在我國還不常見，但這種維權方式信息傳播迅速，其影響的潛力不容小覷。
六、以輿抗爭的前景
從目前看，在政府和公眾缺乏完善的溝通體制和渠道的情況下，以輿抗爭將成為一段時期越來越常見的維權方式，這將更加有力地表達農民的權利訴求，實現(xiàn)權利的維護。不過，由于各級政府已經加強了網絡輿論公關建設，網絡媒體的作用將會減小，以輿抗爭這種農民維權的新方式很可能逐漸成為引起傳統(tǒng)媒體和輿論關注的“敲門磚”，成為農民權利訴求表達和政府機構反饋的“橋梁”。2009年11月21日云南省政府新聞辦開設國內第一家政府微博客“微博云南”以來，全國政務微博數(shù)已經達到數(shù)萬，“官方發(fā)布廳”、“民生服務廳”和“網絡監(jiān)督員”等規(guī)范化的政務微博職能開始在一系列熱點事件中發(fā)揮作用。
對于以輿抗爭的負面影響，國家也在采取措施來加以引導和限制。例如，新世紀以來逐步推進的網吧上網身份實名制、實名制網站、高校教育網實名制、QQ群創(chuàng)建者和管理員實名登記，到近年的微博實名制等，都顯示國家在引導新興媒體的發(fā)展進而引導以輿抗爭的方向。
總的看來，以輿抗爭是繼“日常抵抗”、“依法抗爭”、“以法抗爭”之后，中國農民又一種新的維權方式，這種維權方式的出現(xiàn)并不會完全取代以上三種維權方式，而是會在特定的維權情境中以最優(yōu)的效果和其他維權方式進行組合，而這也正是中國農民的一種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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