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社會共治與建立最嚴格的覆蓋全過程的監管制度的關系
縱觀世界各國做法，除了政府監管之外的解決食品藥品安全問題的手段還有很多，比如說高效的市場競爭機制可以淘汰低水平生產經營者，獨立的法庭審判可以在事后解決“問題食品藥品”侵權糾紛，行業協會能夠讓食品藥品企業產生自律的壓力，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國家是在上百年市場經濟發展之后，才建立起成熟的現代監管型國家制度，其中不斷地調整，當一種手段失靈時其他手段可以彌補。我國的情況恰好相反，長期的計劃經濟使得市場自我調節機制尚未發育成熟，引入市場經濟后，原來政府管企業的那一套微觀干預體系又被打破。于是，政府不僅要應對假冒偽劣食品藥品等現象，還要填補傳統體制瓦解帶來的空白。現在看來，政府這種“單打獨斗”不可持續，因為食品藥品安全不是靠監管檢測出來的，必須要讓監管回到其應然定位，它是市場機制的補充，而不是替代。也正因此，我們提出社會共治的理念。
那么，既然提倡社會共治，為什么還要建立最嚴格的食品藥品監管制度呢？從行為理論的視角看，生產經營者違法違規的驅動因素包括三方面：一是想違法，二是值得違法，三是敢違法。如前所述，正常情況下食品藥品安全主要依賴生產經營者的自律、社會公眾的監督，輔之以必要的懲罰。然而當前我國食品藥品安全領域亂象叢生，有效市場機制的培育和良好社會監督氛圍的形成都需要較長時間，政府需要盡快做的，就是用嚴刑峻法讓人不敢違法，所謂“重典治假”。換言之，越是提倡社會共治，就越要提高政府監管的有效性和公正性。
總之，我們在食品藥品監管中一定要重新理解政府、市場與社會的關系，建立主責在企業、主體是民眾、主導靠政府的工作新格局，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調動各方積極性引導社會共治，進一步提高食品藥品安全保障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