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點四：大力發展基于家庭服務的社會組織。家庭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社會關系紐帶，也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感情紐帶。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家庭將產生很多自身無法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政府往往會由于公共服務能力的有限而無法回應，由社會組織來承擔則是最好的選擇。對我國而言，計劃生育政策實施這么多年，傳統家庭互助體系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并潛存著巨大的社會隱患。在這樣的背景下，關注家庭在社會轉型中的需求，并對這類的社會組織進行培育，是非常有必要的。
重點五：推動有意義的公眾參與。“有意義的公眾參與”有三個特質：其一，公眾參與是否有明確的公共問題指向；其二，政府是否有可能針對不同群體設計不同參與方式并以此減少社會排斥；其三，這些參與能否形成某種實質性的結果。“有意義的公眾參與”其實反映的是政府與公眾打交道的誠意與技巧。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歐洲國家流行的卓有成效的公眾協商方法包括：居民顧問團、焦點團體、居民意見調查小組等等，并以此促成了良好的政—民互動效果。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雖然公眾參與無論在正式文件還是街談巷議中都是常被提及的術語，但對大多數居民而言，我們對除了投票、聽證會以外的其他參與技術依然非常陌生。在這方面，我們需要借鑒其他國家的成熟做法。
重點六：用社會邏輯來解決社會問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一些地方政府在處理社會領域的問題時經常重“堵”不重“疏”，重“處置”而不重“防范”，政治邏輯被直接應用于解決社會問題，導致原本可控的問題往往以高昂的代價解決。當前我們要樹立這樣的觀念：和諧社會也是存在沖突和分歧的，這些沖突和分歧可以通過制度化渠道紓解并被社會所容忍。我們要有勇氣并且學會用社會邏輯來解決社會問題。而在這方面，基層黨組織建設大有作為。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城鄉一體化背景下的社會穩定體系建設研究”首席專家、中山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