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說明中指出：“我們的安全工作體制機制還不能適應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個強有力的平臺統籌國家安全工作。”從管理學角度來看，“平臺”常具有環境創建、問題匯集、溝通協調、資源重整、技術設計、控制運行等方面特點。從目前一些國家或國際組織的管理應用來看，一個國家或一個機構都可以是一個平臺。對于我國而言，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是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和健全公共安全體系的關鍵內容，是在新形勢下推進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步驟。充分發揮好其戰略平臺的功能，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統籌好內外部安全問題，提升重大安全問題的決策效率和決策質量，提高我國的戰略風險管理能力，促進國家資源進行合理配置，進而提升我國的整體安全治理水平。
發揮好治理統合功能
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為有機有序、有效有力地統合國家安全領域內的治理主體和對象奠定了前提條件。從內外部安全來看，國際地區形勢中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涉外安全問題呈上升趨勢并具有外溢內延的突出特點。從實體安全和虛擬安全來看，由于互聯網的廣泛應用，以及微博、微信等新型傳播渠道的介入，發生在現實世界的安全問題和虛擬空間的關聯性會越來越強，并且呈現出國際與國內相互呼應、相互交織、相互放大的趨勢，其影響更廣、管理更難。
由于安全管理制度、理念和治理能力等方面原因，在我國的安全管理領域，安全管理的主體眾多，長期存在“多龍治水”的現象，這嚴重制約和影響了國家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安全治理能力的提升。比如，從國防動員委員會、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國家減災委員會、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國家防震抗災委員會、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國家森林防火指揮部、中央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中央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國家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等諸多相關機構的實際工作情況來看，議事協調機構過多、過雜，安全管理的職責交叉、重疊且權威性不足。應逐步撤銷和合并上述機構，將安全管理職能相近的協調工作、業務趨同的重大安全事項進行集中和集約管理，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平臺上進行治理統合，這有利于統籌國家內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實體安全與虛擬安全的管理，解決“多龍治水”的突出問題，最大限度地優化配置各類資源。
發揮好緊急決斷功能
從汶川大地震、“七五”事件、2013年蘆山地震等一系列重特大突發事件的應對來看，我國依舊沿襲信息報送“從下到上”，命令下達“從上到下”的逐級“領導批示化”的決策響應程序。由于重大安全危機發生后，在短時間內難于確認和統計具體損失、情勢瞬息變化等原因，這種“批示化決策”制度極易導致錯失處置的最佳時間。
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其職能配置中要重點加強其針對重大安全危機的緊急決斷和戰略決策制度設計：一是加強重大危機響應制度設計，研究和總結重大安全決策的“制度響應設計”，即在重大危機情況下，不再通過逐級領導批示響應，而是通過建立“事前責任劃分”制度、“預授權”制度、事后總體評估和責任追究制度等體系化的制度設計，確保在重大安全危機下的響應機制自動啟動，最大限度地提升決策效率并防止權力不被濫用；二是合理劃分重大安全管理中的“后方行政決策權”和“前方現場指揮權”，完善現場指揮和后方領導決策的整體制度設計，真正建立起屬地化領導和現場專業化指揮相銜接、相協調的制度，加快建立平戰結合、平災結合的標準化的突發事件指揮體系；三是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平臺上，建立綜合國家安全信息管理制度，加強綜合國家安全信息管理資源的整合和共享，逐步解決各部門、各地方信息資源分割、閉鎖的問題，構建平戰結合、平災結合的大情報信息體系，強化對國內外、實體和虛擬安全信息的綜合分析、研判和評估功能，重點加強基于綜合安全信息的預警預測、決策支撐等方面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