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即至善”的價值觀與“概念即存在”的真理觀是密不可分地聯系在一起的。純粹的概念規定既是真理的淵藪，也是價值的源泉。確立對于永恒的、普遍的實在領域的思維規定和把握，實際上也就是確立了價值的規范性基礎。形而上學所描畫和規定的至尊究極的實在世界既是一個真理的王國，同時也是一個至為“高尚”和“神圣”的世界。由此，哲學家將確立起一種價值上的等級秩序和結構，哲學的理念世界被置于這一價值等級秩序與結構的頂端，它提供永久的與歷史無關的模式與框架，在確定善行與正義、卑賤與低下等的性質時，我們可以一勞永逸地訴諸這一模式與框架，把它視為不可動搖的、無條件的阿基米德點，從而徹底終結一切懷疑主義與相對主義的幽靈。正因如此，形而上學哲學家在把自己視為真理的揭示者的同時，總是毫無愧色地充當著價值立法者的角色，“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豪邁與自信正根植于這種“理念即至善”的哲學信念。
“理性即道路”的歷史觀是上述“概念即存在”的真理觀與“理念即至善”的價值觀在社會歷史領域的體現與貫徹。“概念即存在”的真理觀必然體現在對社會歷史問題的理解上，并落實為“理性支配歷史”這一基本立場和原則，這意味著社會歷史運行發展的軌跡與方向是由先驗理性原則所規定的，社會歷史運動實質上就是先驗理性原則的實現過程。黑格爾認為，歷史在根本上就是“哲學的歷史”，“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歷史因此是一種合理的過程”[5]，遵循“理性的計劃”，實現“理性的目的”，就是社會歷史運動的本性，是“理性即道路”的歷史觀的典型表述。同樣，“理念即至善”的價值觀也必然在社會歷史領域得以體現和貫徹，并落實為“歷史目的論”這一基本信念，它意味著，符合先驗理性原則的歷史運動本身同時具有“善”的本性，社會歷史按照先驗理性原則行進的過程，同時即是“至善”的實現過程。理性的道路既是真理之路，又是至善之路，這二者在社會歷史的發展中完成了內在的統一。
“概念即存在”的真理觀、“理念即至善”的價值觀與“理性即道路”的歷史觀三位一體，它們共享著一個共同的、不可動搖的思想內核，那就是，真理、價值與歷史的終極奧秘都蘊含在哲學的形而上學王國之中，哲學的形而上學王國猶如普照的光，使一切“存在者”成為“存在”，使一切“混沌”有了“目的”和“方向”。很顯然，堅持這種立場，哲學必然獲得一種極為特殊的地位，它雄居于一切知識和一切存在領域之上，在人類精神生活的等級系統中擁有至高無上的顯赫權威和高貴地位。這種地位和權威為其他具體學科和存在領域所不具備，因而哲學理所當然享有不容置疑的“特權”，哲學的“特權主義欲求”與“貴族心態”由此獲得其儼然不可動搖的根據。
以上僅從哲學史的角度對哲學的“特權主義欲求”與“貴族心態”的理論基礎作了簡要分析。事實上，哲學的這種“特權主義欲求”與“貴族心態”不僅表現在哲學史上那些對此有自覺論證并明確追求的哲學體系和哲學家那里，而且更經常性地、以隱蔽的形式表現在很多缺乏反思、人云亦云流傳下來的哲學教條和無意識的思想觀念上。無論是傳統哲學教科書中“哲學是關于人類社會、自然界和思維的最一般規律的科學”這種對哲學的權威定義，還是那些以為只要從事哲學就是投身到了“最偉大”、“最崇高”的思想事業的“愛好者”和“專業人士”，抑或把哲學視為指引科學研究、塑造生活方式、實現社會改造的“法寶”和“鑰匙”所表現出的種種不切實際的期待，都以不同的方式體現著哲學的這種“特權主義欲求”與“貴族心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