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宗教和地緣政治因素在中東變局中凸顯，對轉型國家和地區局勢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其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教俗博弈成為“后革命國家”政治進程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政治伊斯蘭力量在變局中呈先揚后仰之勢，先是強勢崛起，但很快引發世俗力量反彈。在中東以往歷史進程中，每每在民族主義受到挫折時，伊斯蘭主義就必然會被拿來作為一種替代性的價值選擇。這次同樣如此，在舊政權倒臺后的選舉中獲勝的基本都是伊斯蘭政黨。而“敘利亞自由軍”和境內的一些伊斯蘭反對派力量聯合發表的一份聲明也呼吁敘利亞的軍事和民間力量在基于伊斯蘭教法的伊斯蘭框架下團結起來，稱“伊斯蘭教法應是法律的唯一來源”。④但歷史絕不是簡單的重復，伊斯蘭回歸并不是這次阿拉伯民眾變革訴求的核心，埃及爆發“二次革命”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其二，教派之爭成為加劇敘利亞危機背后的主要推手。遜尼派為主的海灣國家為了遏制什葉派的伊朗在本地區的影響力而向敘利亞反對派提供了大量的支持，伊朗和同屬什葉派的黎巴嫩真主黨則每每在關鍵時刻向巴沙爾政府伸出援手。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2012年8月3日在聯大表示，由于地區和國際勢力在背后支持一方或另一方，“敘利亞危機演變成一場代理人戰爭的預警，已經變成現實”。⑤外部勢力的介入不僅使敘利亞局勢更趨惡化，還加劇了伊拉克國內教派的沖突。黎巴嫩各派在敘利亞問題上的紛爭也使國內局勢暗流涌動，危機四伏。
中東變局的后續發展大大出乎美國的意料。上述變化顯然與美國、西方國家最初的期望相去甚遠，尤其是伊斯蘭政治力量上升以及極端主義和恐怖勢力的回潮，是美國最不想看到的。美國根本沒料到其不惜拋棄穆巴拉克這個昔日盟友去支持埃及的民主革命，結果卻給穆斯林兄弟會上臺創造了條件，以至于美國最后不得不睜只眼閉只眼地默認埃及軍隊發動“政變”，罷黜民選總統莫爾西。美國更沒想到它費勁費力地幫助利比亞反對派推翻了卡扎菲政權，結果美國的大使卻被利比亞反對派干掉。好不容易幫利比亞組建起過渡政府，但兩年后利比亞依然處于無政府狀態。因此，利比亞戰爭之后，美國和西方對于“阿拉伯之春”的熱情迅速降溫，介入敘利亞內戰的政治意愿和實際投入都大幅下降。
不少人認為，美國和西方當時曾試圖借推翻卡扎菲之勢對敘利亞采取“利比亞模式”，只因在安理會屢遭中俄反對而受挫。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簡單，在安理會表決后不久，筆者曾赴中東與美國多個駐阿拉伯國家學術和研究機構交流，美方學者當時明確表示：即使中俄不投反對票，敘利亞局面也不會因此改變。因為利比亞戰爭之后，美國和西方實際上已經無意（某種程度上是無力）在中東投入更多資源，更不會直接軍事干預敘利亞。并且，當時奧巴馬正全力準備國內大選，他必須更多地把注意力從海外轉移到國內。美國在明知西方提案會遭中俄否決的情況下依然推動表決，其意在制造輿論，即敘利亞危機之所以遲遲得不到解決，全是因為中國和俄羅斯在阻擾。
我們看到，美國一直在鼓動其他國家對敘利亞反對派提供支持，但自己卻少有實質性投入，尤其在向反對派提供武器方面慎之又慎。在化學武器問題上，許多人認為，奧巴馬給敘利亞劃定的“紅線”，是對敘利亞的嚴重警告。但筆者卻認為，這其實是給敘利亞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除非敘利亞政府使用化學武器，否則美國不會對其進行軍事干預。這實際上反映的是奧巴馬政府不愿卷入敘利亞內戰的心態。
敘利亞發生使用化學武器事件后，敘反對派及其支持者一度試圖拿“紅線”來逼奧巴馬對敘政府采取軍事行動，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政要也紛紛釋放出動武的信號。西方媒體更是強勢造勢，各種版本的打擊方案天天見諸報端，戰爭似乎一觸即發，但最終卻峰回路轉。許多人認為這是奧巴馬軟弱的表現，殊不知奧巴馬也是顧慮大勢的發展。作為美國總統，他不可能對當前發生在埃及和利比亞等國的亂局視而不見，更不可能對地區內日趨活躍的極端主義和恐怖活動無動于衷。他也深知巴沙爾政權現在倒臺不一定能換來西方所希望的結局，甚至可能會出現一個更加混亂的局面。因此，對反復強調美國不愿也不會卷入敘利亞內戰的奧巴馬來說，與俄羅斯就銷毀敘利亞化學武器達成框架協議無疑是最好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