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美國為維持全球霸權，開支無度，而收入日絀，財政危機持續。諸多經濟專家認為，美國現今所得稅率已經高達38%，不可能再高，如此，美國已無力在國內汲取新的財政資源。當局為緩解國內矛盾，同時，民主黨要鞏固自己的政治基礎，必須為醫保社保等系列巨額開支籌措資金。因此，美國必然故伎重演，利用金融手段，即在“量化寬松”稀釋他國財富后，再采取措施制造“美元強勢”，將國際資金回流到美國，從而劫取那些“人傻錢多”國家的財富。
中國日趨嚴重的經濟問題為美國制造危機提供了可能。據相關財政專家研究，拉美、東南亞、北非等國的教訓顯示，家庭廣義稅賦一旦達到家庭總收入的70%，社會穩定的基礎即不復存在，社會動蕩進而政治動蕩就難以避免。如今，中國的家庭廣義稅賦11在60%～70%之間，十分接近危險邊緣。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3年中國基尼系數已達到0.473，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這為中國社會已經處于動蕩邊緣提供了另一個重要指標。
美國為刺激經濟而實施寬松貨幣政策以來，中美之間的利差越來越大，引發巨額美元套利資金涌入中國，中國的金融買辦（華爾街在華金融代理人）把美國“量化寬松”釋放出的資金的60%引進中國，并建立起“資金池”，國內借款人要人民幣資金沒有，而美元資金要多少有多少，如此必然導致中國貨幣與資本市場陷入嚴重混亂。近些年來，中國資金拆借市場實際利率超過20%（美元實際利率1%～3%），但是中國制造業的平均利潤一般只有10%～15%。銀行與金融資本像吸血鬼一般吸取了制造業等實體經濟的大量利潤。在這種情形下，只有高利潤企業（多是外資企業）或暴利行業（如房地產業）才能存活，資金被持續大量吸附、沉淀到涉外經濟與虛擬經濟，國民經濟由此外熱內冷、虛熱實冷，中資制造業早已羸弱不堪、岌岌可危。
美國有需要也有能力在中國制造一場危機。策略上，這樣可以劫掠中國財富，以應對本國的財政危機；戰略上，或可遏制中國崛起勢頭，令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西化分化陷阱”。有專家認為，美國在中國制造危機的時機，很可能選在美元轉強的時間點，應當在奧巴馬任期結束之前，以及國會兩黨達成的解決財政赤字寬限期（2年）之內。美元一旦持續（可能強勁）升值，會引發大批在華資金（“熱錢”）通過各種渠道抽逃——資本項目管制早已漏洞百出，引發中國房地產等虛擬經濟市場泡沫破滅，包括人民幣匯率在內的各種資產價格急劇萎縮。一旦出現金融動蕩，勢必有大批中資企業倒閉，中國經濟危機或在劫難逃。
走中國特色的國家安全道路，確保國家總體安全
正是在“越開放越安全”的錯誤思想指導下，中國的國家安全總體形勢實際上正不斷趨于惡化。“當前，中國面臨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對內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雙重壓力，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而我們的安全工作體制機制還不能適應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個強有力的平臺統籌國家安全工作。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加強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已是當務之急。”12
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中國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13
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必須在以下五個方面狠下功夫：
既重視外部安全，又重視內部安全，對內求發展、求變革、求穩定、建設平安中國，對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贏、建設和諧世界。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外因是事物變化的條件，內因則是事物變化的根據。中國傳統智慧啟迪我們，“物必先腐而后蟲生之”。維護國家安全，內外兼顧，以內為主。但是，在全球化條件下，中國廣泛深入參與國際分工與國際事務，是國際社會的重要一員，作為一個“有所作為，敢于擔當”的大國，中國不會秉持獨善其身、各掃門前雪、甚或以鄰為壑的世界觀與安全觀。全球化下，作為一個快速發展的大國，中國應當深化對國家主權與政府治權的理解，強化主權，豐富治權，內斂主權，外擴治權。中國不可以用新老殖民主義手段滲透控制他國主權，而應通過不斷強化治權，在合作與共贏中實現我們的合理利益與管理目標。“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霸世界的基因，中國人民不接受‘國強必霸’的邏輯，愿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和睦相處、和諧發展，共謀和平、共護和平、共享和平。”14只有“平安中國”與“和諧世界”密切而有機結合起來，中國的國際安全才會有可靠的依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