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身負責制”曾是建筑工程領域確保工程質量、履行商業承諾的一種有效追責制度。現代政治中，“終身負責制”被引入到公務領域。行政決策領域實行終身負責，必將有助于對行政決策權的監督和制約，進一步強化“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受追究”的責任政府理念，無疑是對決策失誤糾錯和責任追究制度的探索和創新。然而，此種決策責任的終身制究竟有著怎樣的法理依據？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與這個特定制度的關系是怎樣的？制度的實行對整個行政體制改革有何意義？這些問題應當在理論上得到解釋和說明。基于研究之旨趣，筆者嘗試在行政法學的視野下對這些問題展開思考。
行政決策責任終身制的現實觀察
在責任政府的理念中，行政決策作為一種重要的權力活動，必須承擔其應有的政治責任、法律責任以及道義責任。也就是說，行政決策失誤必須追責，應是民主政治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我國，長期以來，由于行政決策被屏蔽在依法行政的視野以外，對于行政決策失誤責任追究問題認識十分模糊，以致很長一段時間依法決策、決策責任觀念淡薄。有些人甚至認為，行政決策失誤既不是政治問題，也不是道德問題，更不是法律問題，而僅僅是一般的工作問題。實踐中，相對于行政執法責任追究制度，行政決策責任追究制度不夠完善，決策責任追究的制度化水平偏低。決策失誤即便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損失，也常常在“交學費論”、“好心辦壞事論”等名義下回避了對責任人的問責問題。
改革開放之后，特別是2003年“非典”以來，政府建立決策失誤責任追究制度的步伐明顯加快，成績有目共睹。究其動因，可以說是執政黨、政府、民眾多方合力推動的結果。概言之，從背景上看，決策失誤追責終身制是在以下幾個因素的推動下漸進發展起來的。
行政決策權與公民監督權的互動形成的“倒逼機制”。不管行政決策的內容如何復雜，就其本質而言，與行政執法一樣，都是一種源于公民權利的國家權力。從其性質上來看，行政決策權必須從屬于、服務于并受制于公民權利。一旦行政決策權濫用、失誤乃至懈怠，公共利益必然受損，最終將損害公民權利。正是因為二者休戚相關，公民權利也會反作用于國家權力，監督、制約和引導決策權力正確行使。所以，每當重大投資、重大項目、重要決策失誤的事件頻頻曝光之后，社會就會有一股強烈要求追究領導決策失誤責任的呼聲。對于決策者而言，公民社會的力量 “倒逼”行政決策權力必須自我反思和革新。例如，2007年的兩會期間，針對一些地區官員決策失誤造成的損失巨大，而因官員已經離任，造成責任難以追究的情況，連建偉等十多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提交提案，建議在全國實行官員重大決策終身負責制。①
執政黨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強化對社會的“回應性責任”。中國政府產生和運作機制與西方不同，但在人民與政府之間同樣存在一個隱形的社會契約：政府必須對人民的要求承擔回應性責任。從近三十年來看，執政黨不斷自我完善，積極構建我國的民主決策機制。可以說，我國的民主決策機制形成與執政黨是密不可分的。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其民主與科學的決策思想直接影響了我國行政決策民主機制的形成。通過對執政黨若干重要歷史文獻的學習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和鄧小平理論為我國行政決策民主機制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且“中國共產黨的會議報告和決定直接影響了行政決策民主機制的進程和內涵”。②例如，面對生態日益嚴峻的局面，2013年5月2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牢固樹立生態紅線的觀念，“要建立責任追究制度，對那些不顧生態環境盲目決策、造成嚴重后果的人，必須追究其責任，而且應該終身追究”。③在此背景下，我國正在搭建終身追究的環保執法體系。
各地黨政部門對決策失誤追責制的“制度創新”。一般認為，2003年“非典”疫情是我國行政問責制度展開的重要時間節點。2004年2月，中共中央頒布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強化權力監督和問責制。總而言之，目前我國黨政領導干部行政決策責任追究制度得以初步確立，基本形成了“以黨內責任追究和地方責任追究法規為主，責任追究的法律規范為輔的責任追究體系格局”。④值得注意的是，此種責任制規定似乎有向問責愈來愈嚴苛化方向發展的趨勢，一些地方嘗試推行領導行為責任追究終身制，以防止領導干部決策失誤“一走了之”。例如，據安徽網報道，合肥市委辦公廳、市政府辦公廳印發《合肥市關于對違反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行為實行責任追究若干規定（暫行）》，規定8種領導行為必須追責，并且是“終身追責”，以這8種情形發生的時間來確定被追究的責任主體，不因領導干部工作崗位或者職務的變動而免予追究。對于已退休但按照該規定應當追究責任的，仍須進行相應的責任追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