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次大戰后移入泰國的越南人，既是泰國的新移民，也是泰國眾多的少數族群之一。他們首先要面對的是來自泰國社會（包括政治精英、普羅大眾等）對其自身的認知，這將影響到政府欲采取的政策，亦將面對泰國越南人本身的認同意識變遷。泰國社會對越南移民的認知又經常受對其祖國（越南）的認識所影響。因此，研究泰國的越南移民的處境，必須將越南移民同時置放在泰國的少數族群政治及國際政治等兩大層次來分析，包括泰國的國族主義、邊境政治、冷戰體制等，才能確實掌握越南移民處境的變化。
【關鍵詞】泰國 越南移民 少數族群 國族共同體 他者
【中圖分類號】D73/77 【文獻標識碼】A
泰國是一個由許多族群構成的多元族裔國家。但是，也有為數眾多的越南人（ethnic Vietnamese）居住在泰國境內。①越南共產黨發布的《政治局關于海外越南人事務第36號決議》（Ngh? quy?t s? 36/NQ-TW ngày 26/3/2004 c?a B? Chính tr? v? công tác ??i v?i ng??i Vi?t Nam ? n??c ngoài）指出，海外越南人約有270萬，其中80%居住在已開發國家，②超過一半居住在美國，其余依序為法國、中國、澳洲及加拿大；旅居泰國的越南人約有12萬，約占總數的5%。③因此，學者對于海外越南人研究的對象選擇，主要集中于旅居歐美的越南人，④對泰國越南人的相關研究，數量相對較少。⑤
近年來，正如越南當局所指出：“多數的海外越南人已經定居且深入整合到居住國的當地社群中，通過其經濟和政治地位，在越南與居住國的雙邊關系中，發揮著不同程度的影響力。”⑥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探討泰國越南人的地位變化。本文認為，泰國越南人的地位變遷，主要受到三大要素的交互影響：一是泰國的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的過程；二是東南亞區域地緣政治局勢，特別是冷戰體制；三是泰、越兩國的雙邊關系。本文分三個主要部分：第一，本文的分析觀點；第二，冷戰時期泰國越南人的地位；第三，后冷戰時期泰國越南人地位的轉變。
本文的分析觀點：國族共同體與有意義的他者
建構“共同體”的定義可通過兩種方式：一是強調構成份子的共同性（sameness）；另一則是強調差異性而予以排除借以達成同一性。同樣地，國族（nation）作為一種虛擬的政治共同體，不論是想象或是被發明的，⑦其建構過程（nation-building）同樣可分為兩種方式。首先，通過“正面識別”（positive identification）的方式，⑧強調群體成員的共同性，比如共同的祖先與族裔起源、共享的歷史疆域、共同神話、歷史記憶、大眾流行文化，以及共同的經濟、共同的法律權利、成員責任等，形成一種“歸屬感”，⑨抑或“同伴情誼”（fellow feeling），⑩在個體與名為國族的集體間建立緊密連結，然后再反復灌輸一種國族榮耀與忠誠于國族的國族意識。?其次，采取“否定的識別”（negative identification）的方式，?通過與“有意義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的參照，來強化內群體（ingroup）的認同意識，這是一種可以由內與由外來定義的雙重關系。
從內部來定義者，是通過所謂的“內部他者”（other within）來達成，其意指和內群體歸屬于共同政治實體，而且對內群體的文化、領土等共同性造成破壞的那群人，像是國族國家中的少數族裔（ethnic minority）、移民社群（immigrant community）等。在一個多國族政治實體（multinational political unit）中，“內部他者”有可能是多數族裔或是小的國族。?
從外部來定義者，則是通過“外部他者”（external other）來達成。所謂“外部他者”，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與國族形成的初期階段有關，例如從支配的國族或多國族國家的族群中，尋求解放或區別自身的那些人。第二類是和敵對國族或國族國家有關，亦即內群體的鄰國，其欲爭奪內群體祖國的某些部分，或正控制內群體宣稱固有疆域的某些土地，這類型的“外部他者”可能會導致領土邊界的重新定義，或者突顯出內群體的領土復國主義傾向，并強調內群體的特定族裔或文化概念來支持這種傾向。第三類，領土與內群體緊鄰但不爭奪領土邊界，反而主張擁有構成國族過去的特定神話、象征或祖先等文化遺產之權利的國族、國族國家或族群，其對內群體的獨特性與共同性造成重大威脅，從而使內群體為主張那些爭奪中的象征或神話是自身的文化資產，而必須重新定義自身的認同。?
簡單地說，“內部他者”主要是從內部侵蝕國族的同一性，“外部他者”則是從外部挑戰國族的領土或文化完整。當國族國家面臨社會、政治或經濟危機，使得國族認同被當作問題加以提出時，“有意義的他者”將變得更加突顯。因為，為克服危機，必須通過共同的敵人來團結人民；此外，“有意義的他者”也會不斷提醒人民“我們是誰”，并強調“我們是不同與獨特的”。在國族認同的架構中，“有意義的他者”有助于厘清內群體的邊界，以及強化成員的歸屬感；相對地，當國族國家面臨經濟、政治與社會危機時，“有意義的他者”會從危機的真正原因中發揮一種分散注意力的功用。?因此，在危機時期，統治者大多采取措施激發國族成員對境內的特定族群或是具有沖突的鄰國不同族裔的負面意識，使得“有意義他者”經常變成一種代罪羔羊。特別是，當“內部的他者”來自“外部他者”時，這種情形更為顯著。普遍而言，開發中國家較常采取負面的方式，理由是要通過尋求共同敵人來達成國族團結。?
美國社會學者布魯巴克（Rogers Brubaker）曾發表《新歐洲的國內少數民族、國族化國家以及外部祖國》（National Minorities, Nationalizing States, and External National Homelands in the New Europe），提出國族化國家（nationalizing state）、國內少數民族（national minority）及外部祖國（external national homeland）的三角關系（triadic nexus），藉此分析東歐諸國復雜難解的民族問題及其動態關系。他指出，歐洲的新興國族國家，由于文化邊界與政治邊界的差異，導致眾多人民居住在其國族疆域之外；雖然他們的公民身份是歸屬于所居住的新興國族國家，但是，在族裔國族性（ethnic nationality）上，則是歸屬于外部祖國。(17)一旦外部祖國被國族化國家視為主要的威脅時，統治當局經常會將少數民族視為威脅國家內部穩定及國家安全的要素，而少數民族群混居的地帶，很容易被當作國家之間進行代理人戰爭的戰場，造成一國的少數族群政治經常深受邊界政治的影響。在此關系架構中，國內少數民族以及外部祖國，經常被國族化國家視為“有意義的他者”。盡管如此，這三要素都不應該被視為是一種給定的（given）、不可化約的實體，而是要被視為一種有差異性及競爭性的場域，是競爭各方間進行斗爭的競技場；所構成的三角關系，既是內部的，也是構成性的，形成一種相互作用的動態關系。(18)
綜前所述，本文主要是將戰后移入泰國的越南人，視為泰國族共同體的“內部他者”，而越南這個國家就被視為“外部他者”。兩者之間具有某種程度的連結關系。當泰國族國家面臨經濟、政治與社會危機時，前兩個“有意義的他者”就成為凝聚內部共識與強化團結的催化劑。這種現象在冷戰時期尤其明顯。
冷戰時期泰國越南人的地位：國族主義與強權介入交纏下的代罪羔羊
披汶將軍（Plaek Pibulsonggram）于1947年通過政變重新取得政權，地位已有很大不同。為鞏固政權，他和美國強權結盟。然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朝鮮戰爭爆發以及骨牌理論（domino theory）出現以前，美國認知的主要利益不在東南亞。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成功建立新中國，美國視共產主義為亞太地區的威脅，相信圍堵戰略有其必要，從而提升了泰國在美國東南亞政策中的重要性。因此，美國決定對泰國展開軍事及經濟上的援助。不過，真正的軍事介入仍然有限。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此后，東亞冷戰體制正式形成，泰國也從戰前“東南亞的社會主義窗口”和“反殖民基地”，轉向意識形態對抗下的“前線國家”。此一轉變給予披汶將軍親西方政策的機會。他除頒布反共法案（the Anticommunist Act, 1952）外，也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例如主動派兵參加朝鮮戰爭、承認南越保大（Bao Dai）政權及加入美國所倡議的東南亞公約組織（Southeast Asian Treaty Organisation, SEATO, 1954），借以強化和美國之間的關系，并鞏固披汶的政權。
在泰、美結盟的框架下，泰國和法屬印支政權就站在同一陣線。越南移民發現，曼谷當局借口他們是北越共產黨入侵的先行者，逐漸限制他們的移動與人權；這些舉措被那些信奉反共產主義、且因擔任反叛亂顧問、技術人員、利他主義而來到泰國的美國人，予以合理化且大力地提倡。(19)因此，為防止共產主義影響力擴散到主要的人口中心，曾在普里迪（Pridi Phanomyong）執政時，獲得官方與民間支持而能自由移動、自由選擇居住地點的越南移民，就被強制安置于東北邊境的幾個省份，并限制移動。然而，泰國政府在重新安置越南移民的地方，控制力相當薄弱，反而將其暴露在越盟的影響力下，越南移民實際上仍可援助自寮國滲透而來的越盟或巴特寮。所以，泰國政府決定與法國合作，有限度地控制越盟在泰、寮邊境上的活動，同時，開始加強對越南移民的控制。(20)
日內瓦停戰協定于1954年簽署后，法國勢力撤出印度支那，越南分裂為南、北越。美國認為，泰國政府應將越南難民遣返到美國控制下的西貢政權。因為，遣返難民是一種宣傳勝利的手段，可借以主張西貢政權的正當性。泰國政府則認為，境內的越南移民猶如不定時炸彈，所以，放棄將其融入泰國社會的嘗試，而是亟欲將其遣返。1955年11月，當泰國王室前往東北地區視察時，當地警方接獲密報指出，當地越南移民中的越盟游擊隊，計劃刺殺蒲美逢國王。泰國警方隨即逮捕五名越南移民，后因缺乏證據而將其釋放。(21)1957年，沙立特（Sarit Dhanaraj）掌權后，接受美國強勢的軍、經援助，成立極端恐怖的反共主義與種族主義的組織。據估計，每年至少有200到300名越南移民，未經審判而被迫入獄；與此同時，許多泰國共產黨的領導成員被捕，迫使共產黨轉進鄉村地區，采取毛澤東式的“農民革命”或“人民戰爭”的武裝斗爭。(22)顯見，泰國統治階層對于越盟與越南移民的深切恐懼。
1963年12月，沙立特過世以后，由他儂（Thanom Kittikachorn）接替。在1963年至1968年間，他儂政府仍然維持沙立特政權的強硬路線，以及強調國家的經濟發展，特別是東北部與南部的地區發展。然而，自1965年5月起，泰國就面臨嚴重的內部安全威脅。這一時期，受到美國的反抗叛亂并發癥（counter-insurgency syndromes）的影響，曼谷當局對越南移民展開各種對抗活動，例如：將越南移民描繪成“間諜”、“恐怖主義者”、“危險的共產黨人”等負面形象；或者，將越南移民描述成“越南人的種族與文化在泰國的小先鋒部隊”，認為必須由泰國安全單位按照限制法則與條例，來嚴加控制與監視。東北地區的越南人已經變成泰國的一個“問題”。越南移民逐漸發現他們自己被越來越多的限制所包圍，根本就是否定其基本人權，包括：在取得曼谷警察總部的許可以前，越南移民禁止從居住地移動；沒有官方允許，訪客不得在家過夜；不能與泰國人進行婚嫁；他們的小孩，即使在泰國出生，大部分不能取得泰國公民身份、不能就讀泰語學校。(23)
承此思維，曼谷當局堅持將越南移民遣返。然而，北越卻認為，可利用泰國境內的越南人從事情報收集，因此對于接收遣返移民一事，顯得并不積極。自從萬隆會議以后，河內并未與曼谷針對遣返一事有過接觸。直至1958年8月，泰國對外辦公室要求泰國紅十字會與北越紅十字會，談判有關遣返移民的可能性。經過多次談判，泰國與北越兩國紅十字會終于在1959年8月14日，在緬甸首都仰光達成協議（Rangoon accord），規定1960年至1966年間，將用船舶把越南難民遣返北越。據統計，截至1964年7月，約有46,256名越南難民遭到遣返。(24)
泰國政治在1973年出現重大的轉折點。過去，軍人政府為取得政權的正當性，同時為阻止印度支那共產黨的暴動，泰國的軍人政權允許美國在泰國建立軍事基地，并簽署若干協議給予美國人諸多特權，特別是在1971年時，受到美國東南亞政策的影響，他儂政府被迫與美國保持更緊密的結盟關系，幾乎成為一個傀儡國家（puppet state）。(25)這種因過分親美而塑造反印度支那意識的舉措，引發青年學生的反感。1973年10月，法政大學（Thammasat University）舉辦“印度支那戰爭展覽”，表達學生對政府外交政策的抗議，導致爆發嚴重的學生運動，使得軍人政府下臺，泰國政治進入“民主實驗”時期（1973～1976）。泰國出現相對的出版自由，東北地區的越南難民就致力突顯其困境，希望能吸引泰國人民的注意力。數百名越南人家庭與個人，向曼谷地區先進的新聞報紙投書，詳述其人權所遭遇到的壓迫與殘暴的對待，引發泰國媒體注意泰國越南人的情景。(26)
然而，1975年印度支那三國被共產黨解放的消息震驚泰國的統治階層；尤其是共產黨在寮國取得勝利，制造出一波歇斯底里的恐懼情緒。泰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當時提出報告顯示，印度支那的局勢為泰國共產黨創造有利的條件，泰國境內游擊隊的活動顯得相當活躍，所以，叛亂活動將是泰國最大的威脅。越南的統一對泰國造成恐懼，認為河內會通過其與泰共及越南難民，而介入泰國的國內政治。(27)
1976年8月，盡管泰國與越南建立起正式的外交關系，但是，雙邊友好關系并未立即發展，曼谷當局仍憂慮越南難民是越南共黨政權的秘密代理人。泰國前內政部副部長Samak Sunthonwet甚至指出越南有意秘密入侵泰國，他也提到，越南并非真的希望遣返越南難民，反而是想要利用他們作為入侵泰國的先鋒隊。(28)1977年7月18日，越南與寮國簽訂友好合作條約，同意越南派駐四萬至五萬名軍隊于寮國，導致寮國喪失作為泰、越緩沖國的地位。1978年12月23日，越南揮軍入侵柬埔寨，更將泰國統治階層的威脅意識推向高峰。根據當時針對泰國政治精英的調查顯示，他們幾近一致認為，越南入侵并占領柬埔寨，已經明顯影響泰國的安全。(29)
因此，在冷戰時期，泰國統治階層將其境內的越南難民和河內緊密的連結，視其為國家、國族及領土完整的重大安全威脅。在極端的反共主義及反越南人意識之下，泰國政府對境內的越南難民采取了強硬的壓迫政策。直言之，越南難民就是泰國族共同體的“境內的局外人”。從族裔認同的角度來看，盡管有少數的越南難民完全融入伊森文化中，但是，大部分的越南難民仍對越南保持強烈的依附感，認為越南是他們的母國。他們從未忘記根源，并試圖盡可能的保存越南文化，例如祖先崇拜的傳統、傳統服飾、新年節慶、生活習慣等。其中，泰國越南人對于胡志明相片及雕像的崇拜，更是重要的一個象征。無疑地，越南難民對越南的這種根基性依附（primordial attachment），對本質上屬于種族主義的泰國族而言，就是一種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