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意義上的“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至少包含著三重意蘊或維度：目標、過程和思維。“目標”是希望達到的結果或狀態；“過程”是現實性展開與進程；“思維”則是指對于綠色變革需求、合理性與動力的激進闡發。那些單向度層面上的綠色變革并不等于一場“綠色革命”。不僅如此，當代世界中的“綠色革命”，都必須在某種程度上體現為或導向對現代工業（城市）文明反生態本性的實質性否定或超越。換句話說，那些漸進性或枝節性的綠色改變也不意味著一場“綠色革命”。依此，我們不僅可以較為準確地理解歐美國家正在發生著的所謂“綠色革命”①，也可以更為明確地認識到我國生態環境問題應對中引入一種革命性思維的重要性。
歐美“綠色革命”：另一種神話
對于當今歐美國家的生態環境狀況，碧水藍天、鳥語花香幾乎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我們無需引用太多的數據資料來論證或辯駁。真正的問題是，一方面，這些國家究竟是如何實現這樣一種“華麗轉身”的，另一方面，它們現實中的社會與自然關系、人與自然關系在何種程度上呈現為一種合生態化的樣態或特征。
就前者來說，眾所周知，即便在20世紀50、60年代，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還都遭受著嚴重大氣（水）污染的折磨，著名的“八大公害事件”就發生在所謂的發達工業化國家。但自那時起，大眾傳媒和公眾環境參與、環境立法與行政監管、環境經濟與技術創新、環境國際合作、區域一體化等，所有這些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構架下能夠調動的元素，都逐漸成為了生態環境問題應對的積極性力量。結果是，國內環境標準或監管力度大幅度提高，導致這些國家的剩余資本向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最先是亞洲“四小龍”）的大規模轉移。國內的推動性力量與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拉動性力量相結合，成為這些國家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和環境質量持續改善的主要動力。到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歐美國家主要城市的生態環境狀況已發生重大改善，標志性變化是泰晤士河恢復魚類生長和萊茵河治理初見成效。總之，盡管歐美之間、歐洲內部之間的動力機制有所不同②，但它們都成功地利用了市場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性潮流，實現了污染性經濟與產業結構的轉移和轉型，從而處在了一個更為綿長與寬廣的經濟發展鏈條的頂端或上游，并在相當程度上解決了原初意義上的工業污染難題。比如，2004年加入歐盟的波蘭，至少從筆者的比較觀察來看③，其生態環境質量已顯著改善。究其原因，一是相對稀疏的人口分布，作為首都的華沙只有不到兩百萬人，即便在核心城區也有著大片的林草地，點綴在居民社區建筑群之間；二是經濟結構的快速轉型，盡管為此付出了一定的社會（公平）代價，傳統產業關停與環境質量改善之間的置換效應是顯而易見的。如今雖是中東歐最大的經濟體，但波蘭正在迅速成為一個以服務業為主的國家；三是歐盟環境法律與規制的積極影響，歐盟“胡蘿卜加大棒”的戰略，使波蘭半強制、半自覺地迅速適應經濟活動的社會與環境規約。
就后者來說，我們又必須看到，歐美國家并未做到根本性改變其主流性的經濟發展與生產生活方式。初看起來更為高端的產業與經濟結構（比如金融性行業和信息性產業為主導），是無法脫離、甚至要依賴于其它國家的低端性實體產業與經濟的。也就是說，從全球的視野看，這些國家所實現的不過是一種對它們更為有利的國際勞動分工，并通過這種分工把原來發生在本國境內的環境代價轉移到了新興經濟體國家。更進一步說，這種高端化的產業與經濟結構，并沒有改變資本主導下的反生態性社會與自然關系以及人與自然關系，只不過采取了一種更為曲折或隱蔽的形式。而如果我們引入目前已被廣泛接受的“生態足跡”概念，那么，這一切就會變得更加清楚。只要把地球而不是民族國家作為觀察點，我們就會發現，歐美國家公民的人均資源或環境耗費水平依然是居高不下的，所變化的只是，他們把那些最突出的資源和環境耗費環節“置放”在了廣大發展中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