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和適應新常態下財政變革的重要性
財政收入與GDP大致同步增長，年度之間略高于或者略低于GDP增長，將是正常、合理的財政經濟現象
從經濟增長層面看，中國經濟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從要素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的新常態。國民經濟轉型將從根本上影響財政收入增長，對此，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從分配層面看，在國民收入“蛋糕”既定下，政府收入與居民收入和企業收入之間是此增彼減的關系，稅收收入大幅超經濟增長，事實上是以犧牲居民收入和企業收入的合理增長為代價的。如果偶然出現在某個財政年度是難免的，但如果這種情形持續10年、20年，就會形成一種趨勢性變化，它將直接降低居民消費水平和企業積累能力，并將改變市場配置與政府配置、私人品與公共品、私人部門與公共部門之間的配置結構，不符合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改革方向。中國經過20多年的財政收入連年大幅超經濟增長，財政收入水平已經躍上了一個極大的“臺階”——寬口徑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高達30%以上，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從轉方式、調結構、惠民生的大局看，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在考慮價格因素情況下，中國財政收入應該與GDP保持大致的同步增長，年度之間略高于或者略低于GDP增長，都是正常的，這也將成為財政收入增長的常態化特征。
在財政“緊運行”約束下，“兜住”、“兜牢”民生底線的財政支出剛性將日益增強
在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各類民生事業發展相對滯后，教育、衛生、文化、社會保障、就業、科技、環境保護等各類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水平低、均等化水平低。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社會階層分解、分化加深，公民權利意識不斷增強，基本公共服務與政府責任和公民權利“掛鉤”，與戶籍、職業、居住地等公民身份特征“脫鉤”是必然趨勢。因此，各級政府“兜住”、“兜牢”民生底線的財政支出剛性將變得越來越強，民生性支出壓力將持續增大，而且將伴隨中國整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認識，在經濟下行、財政收入回落的情況下，未雨綢繆、從長計議，將著力點從單純追求財政支出規模擴張（2015年全國預算支出總規模已達17萬億），轉為著力于科學配置、優化結構、創新方式、提高效率，以此來規避、化解財政風險，將成為財政支出的另一常態化特征。
財政調節將由順周期轉為逆周期、由追求年度預算平衡轉為跨年度平衡
自19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1933年“羅斯福新政”、1936年凱恩斯發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來，西方發達國家一直采取逆周期財政政策：通過設置具有顯著累進性的所得稅以及具有隨經濟波動而自我調節的公共服務、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等“內在穩定器”機制，配合以“相機抉擇”機制，“熨平”經濟運行的周期性波動，促進充分就業和穩定經濟增長，應該說這一財政政策在“需求管理”中取得了顯著成效。然而，在發展中國家，財政政策大都是順周期的，中國則更為明顯。年度預算平衡機制是“多收多支、少收少支”。分稅制和稅制改革以來，大部分年份是使用“多收多支”，當年花光用光，年終突擊花錢，明年另起爐灶。經濟進入新常態后，經濟運行波動將加大，財政收入增長將回落，客觀上需要建立和實施“以豐補歉”、“多收少花、少收多花”的財政調節機制，對經濟運行波動起緩沖作用。在制度安排上，迫切需要加快建立“跨年度預算穩定調節基金”、“內在調節器”機制，以及編制中長期財政計劃等，以應對經濟新常態。使政府預算處于周期性、動態平衡之中，而不再單純追求年度的、靜態的預算平衡，將成為財政平衡的新模式。
財政預算向著法治、民主、完整、規范、透明、高效的目標改革創新，是歷史的、必然的選擇
回溯歷史，人類社會現代公共治理的理論及制度安排源于18世紀。經過“三大思想解放運動”洗禮后的18世紀的歐洲，工業革命如火如荼，社會運動風起云涌，一大批杰出思想家應運而生，覆蓋了自然科學、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文學、教育學等各個領域。也正是洛克、孟德斯鳩、盧梭、斯密、伏爾泰等思想家的主權在民、社會契約、委托代理、自由平等、政治社會、自由競爭、自由放任、廉價政府、限權政府等新理論、新思維，摧垮了舊制度，為搭建現代國家治理框架和現代財政制度奠定了堅實的政治、法理及經濟理論基礎。從此，英、美、加、法、德、意、日等7個國家，先后走上了經濟現代化之路。當前，中國正在加快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國家治理基礎性制度安排的財政，客觀上需要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四個全面”布局的總要求，加快推進其現代意義上的制度建設，依法行政、依法理財，將財政治理全面納入法治、民主、完整、規范、透明、高效的軌道，這將成為財政預算管理的新機制。
在西方發達國家，國家治理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財政制度現代化實現的，而財政制度的現代化又是從“領地國家”轉為“稅收國家”、并由“稅收國家”轉為“預算國家”兩個基本環節實現的。
2015年是中國新《預算法》實施的元年，也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全面開啟的元年，應以此為契機，以政府預算為切入點，從預算編制、預算報告、預算審查批準、預算執行、決算以及政府審計各環節；嚴格執行《預算法》及相關法律，將“國家賬本”納入法治化軌道；完整地編制、報告政府預算活動，公開政府預算，接受人民監督，打造透明政府、陽光政府，增強政府公信力，大幅提升政府及財政治理能力。
（作者為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注：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成果之一，項目批準號：11&ZD0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