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國關鍵在治吏，而治吏的關鍵是治理腐敗。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高度，深入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規律，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舉措，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理論。
對腐敗現象的三個重大判斷
黨面臨的最大風險和挑戰是腐敗
“黨面臨的最大風險和挑戰是來自黨內的腐敗和不正之風。權力尋租， 體制外和體制內掛鉤，形成利益集團，挑戰黨的領導。 ”
十八大之前，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就尖銳地擺在了全黨面前。十八大以后，反腐敗斗爭形勢復雜嚴峻，某些領域腐敗現象易發多發，一些腐敗分子一意孤行，仍然沒有收手，甚至變本加厲。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塌方式腐敗”，區域性腐敗和領域性腐敗交織，窩案串案增多。
腐敗問題已經威脅到黨的執政地位和執政基礎，向黨的領導提出挑戰。習近平總書記用“霸王別姬”的故事來比喻問題的嚴重性。古今中外，由于統治集團腐敗導致人亡政息或由于執政黨腐化墮落、嚴重脫離群眾失去政權的例子比比皆是。
有了這個重大判斷，才能以雷霆萬鈞之力遏制腐敗蔓延，并由此提出從嚴治黨的“三個凡是”要求：“凡是影響黨的創新力、凝聚力、戰斗力的問題都要全力克服，凡是損害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病癥都要徹底醫治，凡是滋生在黨的健康肌體上的毒瘤都要堅決祛除。”
吏治腐敗是最大的腐敗
“吏治腐敗是最大的腐敗，用人腐敗必然導致用權腐敗。花錢跑官買官，一定在當權后用權力把錢千方百計撈回來。從嚴治黨，必先從嚴治吏，要抓住管權治吏的要害，嚴肅查處用人腐敗。 ”
吏治腐敗包括用人腐敗和用權腐敗兩種基本類型。用人腐敗就是搞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在干部的選拔任用中，違反干部制度，形成“朝中有人”機制和圈子機制。很多優秀的干部被邊緣化，甚至被淘汰，而很多無德無才的干部甚至腐敗分子卻“飛黃騰達”。在這種逆淘汰效應下，有人熱衷于尋求政治靠山，架設“天線”；有人信奉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搞小山頭、小幫派，甚至搞門客、門宦、門附。
針對用人腐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升學、考公務員、辦企業、上項目、晉級、買房子、找工作、演出、出國等各種機會都要靠關系、搞門道，有背景的就能得到更多照顧，沒有背景的再有本事也沒有機會，就會嚴重影響社會公平正義。這種情況如不糾正，能形成人才輩出、人盡其才的生動局面嗎？這個社會還能有發展活力嗎？我們黨和國家還能生機勃勃向前發展嗎？我們共產黨人決不能搞封建社會那種‘封妻蔭子’、‘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腐敗之道！”
用權腐敗就是借權營生和利益輸送，甚至形成利益鏈和利益集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用權腐敗就是花錢跑官買官，一定在當權后用權力把錢千方百計撈回來”。“有的濫用職權，搞權力尋租、利益輸送、借權營生；有的執法不公，搞選擇性執法、隨意性執法，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例如，在礦產資源、土地出讓、房地產開發、工程項目、惠民資金、科研經費管理等方面腐敗問題頻發，領導干部插手工程項目、子女親屬經商辦企業問題突出。有的地方挪用扶貧、涉農、醫保、低保資金，更有甚者拿這些錢來行賄買官。
吏治腐敗的本質是權力尋租
“說到底，就是只要手中有點權，就要想方設法撈點好處。雖然這些似乎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便宜，但面廣量大，已經成為誘發腐敗的直接動因……這類行為實際上就是以權謀私。 ”
權力尋租的第一步是公權私權化。社會主義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市場經濟，工人階級通過共產黨總體執政，對國家的管理很多是由黨員干部和部分非黨人士代行。如果不能實行有效的監督和紀律，就出現一種可能：有些管理者把公共權利據為己有。本來是人民賦予的公共權力，卻變為個人的私權；本來是人民委托的公共財產的管理者，卻變為這些財產的所有者。
權力尋租的第二步是權力的資本化。正如貨幣轉化為資本的前提是勞動力成為商品一樣，權力轉化為資本的前提是公共權力成為商品。權力本身并不是資本，只有當它成為私權并進行交換時，才成為資本。所謂交換，就是為權力設定租金，索取資本收益。
權力尋租主要采取三種交易方式：權與權交易，權與錢交易，權與色交易。這三種方式一般不是單獨發生的，常常是交織在一起的，暗箱操作，形式隱蔽。“權權、權錢、權色交易頻發；官商勾結和上下勾結交織，利益輸送手段隱蔽、方式多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