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際交往與文化互動，開創了漢族與少數民族的自由聯姻。一直以來，紅河流域少數民族嚴格遵循族內婚姻，違反者會遭到眾人唾棄，并一律按照族規懲罰。但是，隨著土司制度的建立，漢人大量遷入并相互交錯居住，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婚姻也經歷了從最初的反對、默許到公開認可。現在，在漢族與少數民族聚居區，二者通婚已成為一種常態。通婚圈簡單概述就是擇偶距離，通婚圈的變遷是文化互動的晴雨表，不同的通婚圈，既是族群認同的一種表現形式，又是社會資源獲取的一個途徑，還是民族文化得以傳承的載體②。只有當不同族群的大多數成員存在廣泛的社會交往，在政治、經濟、文化、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等方面彼此間相近或高度和諧時，兩族間才可能出現較多數量的通婚。
族際交往與文化互動，導致了族際間生計趨同。一個民族要生存，必須發展出一套能從生存環境中謀取食物的方法。人沒有了食物，就要死亡，文化也就不存在。霍華德（Michael C.Howard）認為，文化本身是一種習俗性態度，按照這種態度，人類群體學習如何協調其行為、思想及其生存環境之間的關系③。紅河流域特殊的地理環境，客觀上促使漢族調整以前的生計方式，效仿少數民族謀生方法，依山伴水開墾梯田種植水稻，培育高寒耐溫的茶葉、玉米、煙葉等經濟作物。同時，人類之所以比其他動物更能適應環境，是因為他們能夠在文化互動中自我調適。紅河流域山高路陡交通極為不便，馬幫成為了對外交往的“絲綢之路”，擔負著日常用品、物資流通、信息傳遞的職能。“山間鈴響馬幫來”這一古老的運輸方式，不僅充當商品流通的市場，改變了少數民族的經濟觀念，而且把神秘的少數民族文化帶到了中原，豐富了漢族文化。
結語
學者莊孔韶指出，族界標志是指一個民族決定或表達成員身份的方式，用來證明或者指明群體成員身份的明顯因素④。民族之間的界線本身是社會、文化建構的產物，不同民族間因接觸而產生彼此認同與區分，而一層層的邊界就是人們進行相互區分與認同的社會場域。土司制度在紅河流域的創立，較之其他少數民族地區而言，紅河流域少數民族的社會關系網絡與漢族的關系非常密切，紅河流域族群的社會交往與交際網絡顯示出延展性特點，族際交往與文化互動十分頻繁，個體融入社會的能力很強，對漢文化的接受程度較高，民族交往整體上具有開放型、拓展型取向。具體有如下的表現：
土司制度改善了民族關系，增強了民族團結和邊疆穩定。土司制度在紅河流域建立，移居于紅河流域的漢族形成了零星分散，大小不一的自然村落，它們分布在哈尼族、彝族、傣族等少數民族村寨之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殊格局，打破了民族的界限，加深了感情，消弭了族際間的文化差異，有利于民族的和睦與邊疆穩定。
土司制度沖破了禁閉和禁錮，增強了開放意識。紅河流域山高、路遠，深谷地勢極為復雜，交通閉塞，形成了封閉的社會環境，長期處于“種田為吃飯，養牛為耕田，養雞生蛋點鹽巴錢”的自給自足、自我封閉的生活。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傅友德、藍玉、沐英等率領大軍平定云南，據史載，當時駐滇明朝軍戶就高達30余萬⑤，與軍隊一同遷居云南哀牢山和無量山之間紅河流域的漢族及其他工匠、商人等不計其數。他們開始在紅河流域投資建商店，設攤點、餐館、診所、典當等等，這種狀況很快打破了紅河流域自然經濟狀況，不僅方便了少數民族的生產生活，也開闊了他們的視野，看到了山外的世界，刺激了少數民族生產商品的欲望，并在與漢族的交往中逐步學會了開發帶有商品性質的種植業、養殖業、加工業等。開放意識、商品觀念日漸增強，打破昔日封閉、半封閉狀況。
土司制度確保了自治權，提高了民族與國家雙重認同。“土官參政，土流共治”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少數民族首領享有地方自治權，為了世襲“土司”的特權，他們對自己所屬的中央王朝存在著高度的認同，同時，少數民族首領對本民族同樣存在堅定認同。兩者和諧共生，互不矛盾，這一狀況與當時土司制度促進了族際交往與文化互動有著直接的聯系，反映了當時歷史條件下土司制度具有一定的先進性、包容性。
總之，土司制度視閾下，紅河流域少數民族與其他群體（主要是漢族）在社會交往中充分顯示出多元文化認同的發展趨勢，族際交往與文化互動呈現出流動性、包容性、開放性的特點。
（作者單位：云南紅河學院；本文系2014年國家社科基金“生態移民視野下西南邊境民族地區新型城鎮化模式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4CSH048）
【注釋】
①楊世華：“文化互動與社會變遷”，《思想戰線》，2003年第3期。
②曹貴雄，何紹明：“哈尼族婚俗與女性婚姻變遷”，《紅河學院學報》，2011年第6期。
③徐杰舜：《人類學教程》，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第132頁。
④ 莊孔韶：《人類學通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9頁。
⑤紅河文史叢書：《紅河土司七百年》，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
責編/張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