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社會動員變遷
我國的社會動員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改革開放以來三個時期呈現出不同特征。
現在談及社會動員，我們往往想到的是發生重大自然災害或者疫情時候的應對，但實際上社會動員所涵蓋的范圍和發揮效用的領域遠不限于突發事件應對。從其概念也可以看出，社會動員對整個社會的發展和運轉都有顯著影響，而這種影響在我國歷史上也有著代表性的體現。長期以來，社會動員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優勢，廣泛而深入的群眾動員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革命成功、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偉大成就的主要經驗之一。
新民主主義革命初期，我國的社會動員更多地與群眾運動結合在一起，工人、農民、學生、市民等各群體都不同程度地參與了運動，內容涉及思想啟蒙、道德改良、改善經濟待遇、爭取人權，以及具有反帝反軍閥性質的政治改良乃至革命。形式則包括宣傳教育、請愿抗議、罷工、罷市、罷課等多種方式。我們所熟知的五四運動等學生運動、各種工人運動都是富有代表性的群眾動員結果。之后，從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中國共產黨發動了一系列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動員的成果，這是中國共產黨推翻反動統治的基本手段。有學者認為，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大規模的一次社會動員。
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時間，通過大規模的群眾動員來鞏固政權和建立秩序，也獲得了顯著成果。這一時期的社會動員強調輿論宣傳和思想改造在社會動員中的作用，實際操作上大致有三種方式：加強對領袖的個人宣傳，建立全社會一致的政治信仰；大力灌輸階級教育和革命英雄主義教育，樹立榜樣和目標，統一社會行為方式；發動形形色色的批判運動，在思想改造過程中區分界限（劉一皋，1999）。包括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群眾動員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達到了高潮，社會動員幾乎涉及到所有領域。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的工作重心恢復到經濟建設上，不再發動大規模的群眾動員。偶有的社會動員也一改過去以階級斗爭為重點、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強烈風格，注重從道德上進行說服、宣導。而且社會動員的主體也不僅限于黨和政府，各種各樣的社會組織都在各自領域內組織了有效的動員：非典期間，中華慈善總會、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等機構聯合向各界發出奉獻愛心抗擊非典的倡議書，中華中醫藥協會發動專家向市民推廣預防非典藥方；面對地震等自然災害，壹基金等公益機構通過組織現場救援、發起募捐、幫助災后重建等多種方式組織社會公眾為抗災救災盡一份力；在經濟生活中，各種工會、行業協會對成員進行有效的組織和動員，通過組織手段表達他們的訴求，化解沖突與風險；當舉辦類似奧運會、世博會的大型活動時，龐大的志愿者隊伍在維護秩序、提供服務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可以看出，當前的社會動員覆蓋領域廣泛，發起者多樣，動員手段側重于道德影響和情感說服，通過價值認同獲得被動員者的行動支持。
社會動員未來發展需要注意的重點
傳統的樣板化、僵化的宣傳和動員已不再適用，由社會組織、草根團體發起的動員更有影響、也更有效果。
社會動員可以減少政府的資源支出，更能通過民眾參與強化他們對社會、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榮譽感。面對一項自己參與過和作出過貢獻的任務，人會產生一種“這里面有我的一份力”的榮耀感，而這份榮耀感會增加他們對類似事務的興趣和貢獻意愿，進一步提升公共生活的參與度和人際互助。因此，最大效度地利用社會動員，對于凝聚社會共識、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發展都十分有必要。
但是，當前社會日益多元化、不同群體的利益與訴求紛雜多樣，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大規模由上至下的、強風暴雨型的動員已不符合現實，樣板化、模式化的輿論宣傳也難以獲得公眾的認可。2014年，武漢市為了評選全國文明城市，在全市范圍內推廣背誦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動員廣大市民牢記武漢精神，爭創文明城市。這一舉措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城市風貌，助力武漢市最終評上文明城市。但這種硬性、僵化的推廣模式也為不少人所排斥和反感，由網上的諸多吐槽可見一斑。如前文所述，當前的社會動員主要依靠價值認同的情感說服，強制性的、僵化的宣傳和動員不僅難以獲得民眾的認同，更可能會引起公眾的抵觸。如何最大地凝聚社會共識、獲得公眾的支持，成為考驗當政者智慧的重要標桿。
當前對公共生活產生重要影響的諸多社會動員中，除了由社會組織、社會團體發起之外，由底層民眾發起的草根動員亦逐漸興起。同濟大學謝岳教授通過調研驗證了草根動員對于環境治理的重要作用，并將草根動員模式化，論證了草根動員對基層治理的意義。一段時間以來，由基層民眾發起的呼吁和動員往往得不到應有的重視，甚至會被視為對政府施壓、與政府對抗而遭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和打壓。但草根行動能夠對基層政府的責任產生強化作用，這種由下而上的動員亦可分擔地方治理的重擔。對其進行合理的規范和引導，草根動員可以對國家治理體系構成有力的補充。同時，對具有強大號召能力的社會組織也要加強規范，在為他們提供應有的政策支持和服務保障之外，法律框架內的監管和引導亦不可少。
【執筆：董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