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農腐敗主體主要是基層政府和農村基層組織工作人員，其中，農村“兩委”組成人員即村干部和鄉鎮站所工作人員占據較大比例。涉農腐敗是發生在農民身邊的腐敗，近年來主要體現為侵吞農村集體資產和國家強農惠農資金等直接損害廣大農民切身利益的行為。涉農腐敗頻發有村級權力運行的制約監督機制乏力、鄉土道德秩序解體、（政府）資源配置監督機制缺位等多方面原因，須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這一基本政治制度基礎上，強化對村級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構建起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涉農腐敗防治機制。
涉農腐敗的社會危害
涉農腐敗是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社會發展與基層治理的突出問題。其危害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影響基層政權的穩定。涉農腐敗分子雖多屬“蟻貪”，但其腐敗行為直接損害了農民的人身、財產、自由等基本權利，甚至直接威脅其生存條件，而腐敗干部為遮蔽腐敗行為往往采取各種手段打擊迫害舉報人與知情者，導致基層政治生態不斷惡化，迫使農民群眾不得不采取上訪等不正常手段，進而激化、轉移了社會矛盾，形成矛盾爆發的高危地帶。一旦遭遇突發案件，就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成為影響基層政權穩定的直接導火索，并可能造成整體政治秩序的紊亂。
阻遏資源有效配置，導致農村周期性衰敗。涉農腐敗的持久侵害，直接后果是基層資源出現無效性安排。國家的強農惠農政策，是對農村的反哺，是體現政策善意、執政黨為民理念和中央及上級政府行政權威的重大舉措，是促進農村現代化建設的系統工程。
由于基層干部的腐敗行為，國家政策工程成為少部分人中飽私囊的工具，導致政策失效失靈，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喪失有效支撐，社會治理秩序脆弱，農村發展環境惡化，進一步造成農民中的“能耐人”逃離農村。而農村資源的枯竭化、村民的脫離，又會加劇農村的貧困以及政治生態、農民生存條件和生活環境的整體惡化，進而反向激勵進城農民對鄉土社會的疏離、隔離與排斥。由此形成政府配置資源的低效化、進城農民的疏離化、本土村民的貧困化的惡性循環，使得農村衰敗的周期化、長期化和嚴重化難以避免。
惡化農村道德秩序?；鶎痈刹恳圆划斒侄文踩∷嚼?、恣行特權、將個人利益凌駕于公共利益之上，將導致利益之劍斬斷社會道德鏈條，利益侵奪取代道德契約，邪氣壓倒正氣，固有的純樸倫理、禮義廉恥最終讓位于巧取豪奪的“流氓文化”，農村社會道德秩序因此遭到破壞。
阻礙政治文明發育。大眾參與、公民文化的培育、制度建設的規范化和法治社會的生長，均是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現，也是反哺良序公俗健康發育的支柱。腐敗首先是政治權力的敗壞、公權力的異化導致對社會資源侵蝕與私人權利的傷害，本質上是對政治文明發育與生長的阻礙、破壞，而政治文明的停滯就會使監控基層干部腐敗的力度和效果大打折扣。
涉農腐敗的生成機制
腐敗的根源是權力失控，涉農腐敗生成機制在于對村級權力無法進行有效制約，少數基層干部對鄉村資源的壟斷性控制成為可能，而能人政治的“人治文化與機制”也為鄉土權力腐敗提供了生存與成長空間，農村傳統秩序的解體又使涉農腐敗行為失去鄉土熟人社會的道德約束。此外，國家資源供給增長而監管乏力則是涉農腐敗多發高發的現實因由。
首先，村民自治組織渙散，權力制約機制乏力。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國農村地區重要的政治制度，是農民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以及各項民主權利的制度保障。村民自治制度包含村干部的村民民主選舉、重大村務的村民民主決策、日常村務的村民民主參與管理、村委會運行的民主監督等制度，如果村民自治制度能得以有效運轉，涉農腐敗可以在根本上得到有效遏制。但是我國農村的政治現狀是，一方面村民自治制度在運行，另一方面少數村干部壟斷權力的“能人政治”、人治體制仍在發揮實際作用。少數能人不僅是致富典范，同時獲得政治、經濟資源集中等便利，能人被賦予以強人型管控權力，集權錢于一身，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與村辦企業老板身份混同，個人言行與基層政府政策相互捆綁。
“能人政治”的流行，帶來的是基層自治組織的渙散、民主體制的失效，導致部分“腐敗權力精英”以具有形式“合法性”的權力來裹挾民意，村委會凌駕于村民會議之上，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形同虛設，無法在制度層面形成對少數“能人”任性行為的限制、監督。
其次，資源供給增長顯著，監督體系缺位。反哺農業、強農惠農、支農富農，不斷加大新農村建設力度是國家基本政策，近年來國家對農村的政策性補貼使得農村的資源增量較為顯著，尤其是征地拆遷補償、新農村建設等“大補貼項目”。由于外來資金注入需要本地組織實施落地，村干部由此掌控了較多的社會資源，給涉農腐敗提供了更多的生長空間與資金來源。
但在提供大筆資金的同時，來自上級政府的制度性監控體系并未有效跟進，鄉鎮一級基層政權組織作為村級權力運行制度化監管機制的效能日漸式微，作為監管主體的鄉鎮干部甚至與村干部結成利益同盟，對村民的舉報控告等合法權利表達進行打擊壓制，助長了涉農腐敗的可能性。
最后，鄉土熟人秩序解體，道德秩序出現真空期。傳統中國鄉村社會的主要治理資源不是政府權力，而是鄉里熟人社會的道德秩序。由于鄉里鄉親的親戚宗族聯系盤根錯節，熟人關系網絡得以形成。熟人秩序因有家族親緣、血緣、地緣，信任關系容易建立，并依親誼構成賠付、借貸憑信，達到資源效用最大化，這在資源有限的鄉村社會是最大的生活保障。這種生存秩序的存在，是對個人“失范”行為無形而又極具威懾力的防范機制。如果失去熟人信用，則會出現資源壁壘，無法從事正常的生活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