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個國家能否實現互聯網治理的安全，決定著其社會治理能否安全，也決定著整個國家安全的指數與程度。從新國家安全的視角出發，要保障和提升現時代的國家安全，有必要深入理解互聯網治理的新特征，把握現時代互聯網治理的能力需求，推動互聯網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關鍵詞】互聯網治理 國家安全 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G20 【文獻標識碼】A
當今時代是以互聯網為媒介和載體的信息化時代，伴隨著互聯網的迅猛發展，由網絡技術和網絡關系引發的國家安全問題已經大大彰顯。在這樣的時代中，互聯網就是生活，互聯網就是交往，互聯網交往的泛在性及跨界性決定了互聯網安全的嚴峻性。與過去相比，包含互聯網安全在內的新安全問題已經大尺度地更新了傳統意義上國家安全的內容和邊界。
互聯網治理與社會治理的不同之處
互聯網治理是適應互聯網飛速發展的新形勢而出現的社會治理的新類型，也是國家治理和國家安全的新內容。由于互聯網包含著無限容量的信息、知識、技術和安全要素，也具有難以估測的發展潛能，因此當今時代的互聯網治理就顯得異常復雜。這種復雜性的根源，在于互聯網治理是新生事物，從治理特征上已經呈現出了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社會治理的特征。
其一，互聯網治理預示著傳統社會的“禮”治向網絡社會“理”治的轉型。中國傳統社會治理中包含了多元治理要素，也隨著社會變遷出現過不盡相同的治理方略，然而貫穿中國傳統社會長期發展歷程的一種類型性的治理模式就是“禮”治，即以禮治理天下。這里的“禮”代表了一種由封建社會中央集權制、土地分封私有制、宗法制度等結合而成的秩序化治理，其基本特征就是靠禮樂教化形成固有秩序。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生的巨變已經孕育了人們的平等、自由、民主、競爭等充滿現代性的思想觀念，互聯網世界的擴大化和平面化又大大毀傷了傳統的社會等級觀念和固有秩序，提升了人們依靠理性來建構新交往關系、實現平等交往的意愿。互聯網的世界盡管同樣需要制度和秩序，需要管理和權威，但它所需要的制度和秩序、管理和權威已儼然不同于傳統社會的同類范疇了。在互聯網治理中，人們愿意服膺的是基于現代理性的“道”而非基于傳統習俗的“禮”。換言之，互聯網治理需要的是現代理性治理，將實現的是從傳統社會的禮治向網絡社會理治的轉型。
其二，互聯網治理包含著從單向治理向多維治理的轉型。從特征上說，中國傳統社會的治理模式是自上而下的單極化治理模式。在皇權作為最高統治權和統治極的封建社會中，社會的管理盡管有多種形式，但其基本的治理指向卻是以上馭下，上級相對于下級擁有至高的裁決權和管理權，在治理權限上具有不可違逆的單向性，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垂直性。當今時代，互聯網的出現儼然創造了一個全新的社會空間，在此空間中真實感逐漸被虛擬化，方向感逐漸被多端化，從而形成了一個扁平而多維的治理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網絡治理乃至社會治理都不再僅僅限于過去由上而下的單向治理，而是包含了上下交互、左右相關、內外聯通的多元治理關系，形成了以多維治理為特征的扁平化的復合治理結構。可以說，在互聯網為載體的信息世界中，一元獨裁的傳統治理模式已經不再是主流，多元并生的現代治理模式正在形成。
其三，互聯網治理意味著劃域治理向跨域治理的轉型。中國傳統社會的治理采取的是界定不同領域進而調整適當措施的劃域治理，不同的社會生活領域需要不同的治理策略，也有不同的治理側重點和效用性。以東漢思想家荀悅所提供的社會治理策略為例，他曾在《申鑒》中就東漢封建社會治理的思路和目標關系進行過闡述，提出“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的說法，這里就體現了明顯的劃域治理的觀念。就其本質而言，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化并不單純是一種技術性的科技革命，它所引發的深層次效應實際上是一種深度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革，是社會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更新。在互聯網，特別是“互聯網+”的世界中，傳統社會生活和生產的領域可以因為信息流動和生產要素流動而發生“疆界革命”，從而使得原本清晰和固定的治理領域的邊界模糊化，出現跨越既定治理領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這樣一來，互聯網治理就會呈現為交叉性的跨域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