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新的歷史時期，為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重大戰略舉措。改革開放以來，從聯產承包責任制，到國有企業減員增效，我國曾實行了大量的供給側改革，以提高微觀經濟主體活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但是，隨著經濟步入新常態，傳統的供給側和需求側改革措施，效果都在日益減弱，客觀上要求發展需要有新的思想來指導，以便實施新的戰略措施。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解和操作層面容易產生的誤區
自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概念提出之后，各界就從不同的角度對它進行了解讀，其中不乏有很多好的觀點和操作層面的政策建議，但是，也有部分觀點顯然是誤讀，為此，在闡明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解釋和實施路徑之前，有必要先來厘清容易產生的誤區。
誤區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經濟學基礎就是供給經濟學
這是一種非常流行的觀點，但是，發源于美國的供給主義并不能成為我們的理論基礎，這是因為：
美國的環境與中國不同，政策要求也就不同。上個世紀美國面臨的情況是滯脹。70年代生產率下降導致了經濟增長下降，導致了較高的通貨膨脹。對于美國政府來說，供給主義是一條降低通貨膨脹，同時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政策。這正是供給經濟學所吹捧的政策目標。除了潛在增長率這種宏觀政策的一般性目標外，供給主義的政策目標和新常態的大環境并不吻合。
供給經濟學本身并不是嚴肅的經濟學，是上世紀70年代之后反凱恩斯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宏微觀理論的簡單化和極端化，有很強的誤導性。所有學派都不否認供給的作用，凱恩斯主義在認為供給很重要的基礎上，更加強調需求是經濟發生短期波動的主因。上世紀70年代弗里德曼、盧卡斯等人攻擊傳統的凱恩斯需求管理方式，最終誕生了真實經濟周期理論，認為經濟波動的源泉是供給側的生產率。弗里德曼認為經濟衰退是社會的貨幣供給量不足，加上政策時滯的影響，政府不用監督經濟、相機抉擇需求管理，只需要供給穩定貨幣。盧卡斯認為經濟波動原因是消費者和企業弄不清世界狀況，但是在理性預期下，這個過程很快結束，不需要政府管理，政府應該無為而治。在微觀經濟方面，費爾德斯坦等人論證了美國當時的稅收和管制不利于美國經濟，因此需要修改部分稅種和管制模式。這些理論本身雖然攻擊了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但是在政策主張上還是比較溫和的，認為可以有更好的管理模式。由巴特利、萬尼斯基、克里斯托等組成的小團體將這些理論的結論簡單化和極端化，夸大這些理論對經濟的重要性，形成了供給學派。
總的來說，供給經濟學是反對凱恩斯的需求側管理而誕生的，首要假設是恢復薩伊定律，認為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然而，無論我們是否應該主動進行需求側管理，但凱恩斯提出的需求側因素，在大蕭條等屢次經濟危機和本輪全球經濟下滑中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視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供給經濟學過于以偏概全，我們需要避免新形式的薩伊定律誤導我們的供給側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