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治理能力綜合得分在15個副省級城市中位列第8。比較分析結果顯示，這主要得益于該市具有排名較高的保障能力（在15個城市中排在第7位）、排名處于中等水平的財政能力和參與能力（均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8）。但比較分析結果還顯示，該市調控能力排名靠后（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10）。為此對于廣州市，通過加快發展產業、完善稅收和就業結構等來提高人均財政收入水平，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點。
武漢：治理能力綜合得分在15個副省級城市中位列第9。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具有較高的財政能力和處于中等水平的調控能力（在15個城市中分別位列第4、第8）。但比較分析結果還顯示，該市保障能力和參與能力排名相對偏低（在15個城市中分別排在第14、第10位）。通過進一步分析該市保障能力下的三個二級指標得分，我們發現，該市保障能力偏低，與養老保險參保率、醫療保險參保率、失業保險參保率偏低均有關。為此對于武漢市，進一步提高居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參保率，以及繼續發展有利于群眾參與治理活動的各類組織和機構，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幾個重點。
大連：治理能力綜合得分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10。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具有較高的保障能力、調控能力和參與能力（在15個城市中分別位列第6、第4、第6）。但比較分析結果還顯示，該市財政能力排名靠后（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13）。通過進一步分析該市財政能力下的兩個二級指標得分，我們發現，該市財政能力排名靠后，與財政收入增長能力和財政收支平衡能力偏低均有關。為此對于大連市，通過加快發展產業、完善稅收和就業結構等來提高財政收入增長水平，以及制定更為科學的財政支出規劃繼而促進財政收支的平衡，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兩個重點。
沈陽：治理能力綜合得分在15個副省級城市中位列第11。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具有較高的調控能力、參與能力（在15個城市中分別位列第7、第5）。但比較分析結果還顯示，該市保障能力和財政能力排名相對靠后（在15個城市中分別位列第11、第12）。通過進一步分析該市保障能力和財政能力下的五個二級指標得分，我們發現，該市保障能力偏低，與養老保險參保率、醫療保險參保率、失業保險參保率偏低均有關；該市財政能力偏低，與財政收入增長能力和財政收支平衡能力偏低均有關。為此對于沈陽市，進一步提高居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參保率，通過加快發展產業、完善稅收和就業結構等來提高財政收入增長水平，以及制定更為科學的財政支出規劃繼而促進財政收支的平衡，均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點。
成都：治理能力綜合得分在15個副省級城市中位列第12。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具有較高的保障能力（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5）。但比較分析結果還顯示，該市調控能力、財政能力和參與能力排名均靠后（在15個城市中分別位列第12、第10、第14）。通過進一步分析該市財政能力下的兩個二級指標得分，我們發現，該市財政能力偏低，與財政收支平衡能力偏低相關。為此對于成都市，通過加快發展產業、完善稅收和就業結構等來提高人均財政收入水平，制定更為科學的財政支出規劃繼而促進財政收支的平衡，以及繼續發展有利于群眾參與治理活動的各類組織和機構，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三個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