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投訴：調整治理機構
在組織機構上，我國沿襲了韋伯官僚制組織機構，具有金字塔式的等級制、專業分工、明確程序與制度等特征，因此政府管理系統層級設置與部門增多，機構臃腫，人浮于事。 借助互聯網平臺能夠整合資源，調整政府機構或職能，集中處理投訴案件。2010年7月，鄭州市人民政府成立網絡信息發布中心（ZZIC），以“事事有回應，件件有回音”為口號，承擔政務信息發布、轉辦網友意見和投訴等職責。環境保護部設立“12369”環保舉報熱線，明確辦理投訴件的程序（見圖2），建立投訴信息管理系統，每個投訴件設立一個編號，供舉報者查詢辦理進程。并進行監督和回訪抽查，如果投訴人對處理結果不滿意，受理者須限期重新回復和調節糾紛。
精準治理：優化社會管理方式
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整體治理結構易面臨多元力量沖擊，為保障經濟的快速穩定發展，我國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維穩體制”。因此，政府社會管理的優化只能依賴于管理過程的精細化，造成政府成為了“劃槳掌舵的多面手”，治理成本高昂，且疲于應對繁瑣的政務。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使政府從“精細管理”到“精準治理”成為可能。借助海量數據與分析技術，可更加準確、及時、客觀地開展公共服務、監督違法違紀行為、提升科學決策、增強政府公信力等。
建檔立案，開展精準服務
借助數據采集與挖掘技術，增強公共管理和服務能力，達到個性化和精準化服務的要求。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湘西考察時，首次提出了“精準扶貧”。隨后，國務院機構關于印發《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實施方案》的通知等，提出“優化扶貧資源配置”，實施“精準識別”等工作機制。“精準識別”是開展精準服務的關鍵前提，而數據則在該領域大有可為。
精準識別依托兩個要素。一是數據支持。隨著現代信息技術在扶貧工作中的應用與普及，各地區的扶貧工作都積累了大量數據，主要包括：扶貧主體信息、扶貧對象規模、地域分布、扶貧項目監測、金融服務等數據。二是技術支持。目前，政府多采用數據挖掘、時序跟蹤、關聯分析、網絡聚類等大數據處理技術。借助海量數據和相關技術識別貧困戶和貧困村，建檔立卡，實施精準準入機制。并保持及時更新數據，落實有序精準退出機制。數據與技術相互影響推進，成雙螺旋式的上升趨勢，共同助力精準扶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