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呢，都起源于哲學，也就是“愛智慧”，西方的科學起源于“愛智慧”。
那么，說“愛智慧”呢，就是以追求真理作為生活的一種方式。哲學家，愛智慧的人，他的畢生的追求目標就是追求真理，就是愛真理、愛智慧。
所以它最初與實用沒有必然的關系，西方的科學最初是不實用的，而且是拒斥實用的，不打算實用的。
他們把“實用”看作是低層次的東西。比如說柏拉圖，柏拉圖的學園就明確地反對把幾何學用在實際的測量當中。
幾何學哪里是為了測量嘛。測量術在印度、巴比倫、埃及，都非常發達的，我們說古希臘的幾何學同樣受周邊幾個古老文明的高度發達的幾何學、數學思想的影響，但是古希臘人有一個特點，他把這些數學的東西接受過來加以發展，而且朝著一種非實用的方向發展。
比如說歐幾里德幾何，歐幾里德幾何完全是為了一種理論興趣。
你如果說實用的話他用不著搞出什么《幾何原本》，搞一個體系出來。他只要掌握那些定理，一些記憶力好的人把它記下來，運用在某個具體的場合之下，就夠了。東方歷來是這樣搞的，埃及也是這樣搞的。
但希臘人在這方面作了一種非實用的，超功利的這樣一種理解。在柏拉圖的學園里面，據說曾經有一個學生問柏拉圖：你的學問有什么用？柏拉圖就給他個銀幣，叫他開路。
在伊壁鳩魯和斯多亞派那里呢，對自然的知識的追求，最終還是要達到自己“不動心”的這樣一種境界，哲人的境界，但是也沒有什么實用的考慮。
伊壁鳩魯的原子論，原子在宇宙中的運動，等等，這些東西都不是求實證的，也不是求實用的，就是為了使自己安心，達到一種哲人的超越的境界。它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生活態度。
到了中世紀，知識更加是如此。中世紀的知識，甚至有一些科學的早期形態，比如說煉金術等，其實這些知識中世紀的人主張都是為了上帝的信仰，本身不是為了實用。
當然，最后肯定有實用的目的，比如說煉金術為了給教皇聚斂財富，于是去進行早期的化學試驗，做各種試驗。但是對于這些煉金術士來說，尋找哲人之石、尋找煉金方法啊，實用的考慮倒是其次的。
他們還是要追究物質的秘密，上帝把什么樣的秘密隱藏在物質里面了？我們能不能把它發現出來？所以他們還是為上帝的信仰服務的。
那么這種哲學，也就是本來意義上的科學，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說法，它確實是起源于人的驚奇感、驚異。
哲學起源于驚異，起源于好奇心，如同審美似的一種生命沖動。這是屬于人的本性里面的。哲學的這種起源也就是科學的起源，科學精神里面就包含有哲學的層次。
到了近代的科學，雖然它發揮了巨大的實用價值，但是它的科學精神仍然是立足于這種好奇心，仍然是立足于亞里士多德所講的這種驚異感，也就是對真理本身的一種熱愛和追求。
人都有這樣一種自發的沖動，孩子從小就已經表現出來了，只要你不把它壓抑下去，那么它就會發展成為一種科學精神，這就是科學精神。
我們古代有科學技術但是沒有科學精神。“五四”以來，我們對西方的“賽先生”加以引進，但是沒有注意到這些方面。我們從來都是從有用和無用的角度來看待科學。
比如說20世紀20年代，科玄論戰，科學與玄學之戰，它的主題就是：科學能否解決人生觀的問題？或者說，科學是否萬能？那么反對科學派的玄學派就講，科學不是萬能的。
科學不是萬能，我就把它拋棄了，或者就把它貶低了，但前提就是說，他們需要一個萬能的東西。玄學是萬能的，科學不是萬能的。玄學派方面是這樣理解的。那么科學派方面呢？
相反，科學派就認為，科學是萬能的，科學的那些問題，也要拿到科學本身的基礎上加以解決，它們是可以解決的。
張君勱認為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的問題，丁文江和胡適等人呢，就認為可以，而且必須把人生問題、社會問題、精神問題都納入到科學的范圍內進行考察，不能夠允許“玄學鬼”在這里立足。
他們把玄學派稱之為“玄學鬼”，說他們是一種迷信，一種非科學的東西。那么前提就是說科學是萬能的。
既然說是“萬能的”，也就是說科學是一種工具。由于科學是一種萬能的工具，所以科學派必須堅持它；而由于科學不足以成為一種萬能的工具，所以玄學派要貶低它。
他們的前提是共同的，都是要尋找一種工具。那么，雙方的這種理解，都是對中國傳統的一種繼承，就是對客觀知識的一種理解。
玄學派繼承了中國歷來對客觀知識的一種蔑視態度。中國的宋明理學不說得很明白嗎？“聞見之知”那只是小知，大知就是“誠明所知”。
“誠明所知”呢就是道德，道德知識那是最高的，誠則靈。至于“聞見小知”，“耳目之知”，或者是對自然科學的那種知識，那是不值得追求的，它不能夠解決我們的道德問題。
所以，玄學派是繼承了中國傳統的這一方面，把科學看作一種具體操作層面的東西。當然它是有用的，但僅僅是操作層面上的一些雕蟲小技，“奇技淫巧”，這在中國傳統的語境里面當然是個貶義詞了。
你搞得很巧，如此而已。但是西方近代由于顯示了這種“奇技淫巧”的威力，迫使我們不得不重視它。
所以科學派就抓住這個東西了，就認為它是萬能的，它能解決一切問題。所以這一場論戰，我們通常認為是科學派取得了勝利，胡適，丁文江這些人取得了勝利。
但是這種勝利不是因為在理論上占了上風，理論上并沒有占上風，而是當時時代的迫切的需要，是科學的工具作用壓倒了對生命的個人的沉思，壓倒了玄學。
玄學有什么用呢？我們現在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機，當然要用科學，當然就要把一切都納入科學的范疇里面，一切問題都放在這里面來加以解決。
正是由于這種實用主義的需要才使得科學派得到了勝利，但在理論上并沒有澄清問題啊，甚至沒有跟玄學派劃分界限。
你科學派和玄學派劃分界限了嗎？實際上你不是科學派，你只是技術派，當時的科學派實際上是技術派，如何讓這種技術能更高一點，不是那種具體物質層面上的技術，而是“救國”、“保種”的高等技術。但是科學精神你繼承了多少呢？可以說沒有。
科學精神完全是出于對真理本身的興趣，為真理而真理，出于一種對知識的驚異感，一種自由的探索的精神。這一點在科學派里面呢，實際上也是非常微弱的。
所以西方科學在傳到中國來的最初階段，實際上處在一種“夾生狀態”。就是說我們知道西方的科學很厲害，但是西方的科學精神我們并沒有理解到，我們還是以中國傳統的實用主義角度來看待西方的科學問題，所以我把它稱之為“夾生狀態”。
中國人對科學的這種解釋，始終沒有脫出實用主義的窠臼。我們上次專門談到實用主義的理解，已經講到這一點了。
科學有用，所以有用的就是科學。我們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也很容易滑向實用主義的理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那么凡是實踐檢驗是成功了的，那就是科學的。
這種理解跟傳統的迷信有什么區別呢？迷信也是因為它有用、它“靈”，才有人迷信它，并不是無條件地迷信。
我求神拜佛，有效的我才去求，沒有效的我就不拜了。我換一個，我到另外一個廟里去。如果有效了，實踐檢驗是真理了，那肯定有效，下次我還到那里去。所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要看在什么語境下說。
如果你還是處于傳統實用主義的語境的話，那跟迷信并沒有什么區別。所以，馬列主義之所以是“科學”的，在我們看來，也是因為它在中國革命實踐中導致了成功。
至于這一科學它的真理體系到底是什么，沒有人關心，沒有人感興趣，沒有人有好奇心。
講了這么多年的馬克思主義，誰有好奇心為了看他的原本去學點德文，把他的原著拿來看一看，有沒有這種好奇心呢？有沒有這么搞馬克思主義的？好像沒有，好像一個都沒有。
你為了學馬克思主義去學德文，你把原本拿來看一看，看看翻譯錯了沒有，看看我們的理解，我們的解釋錯了沒有，看馬克思有沒有一些話跟我們現在流行的馬克思主義者講的那些話相沖突？沒有人有這種興趣。所以它是完全實用主義的。
科學在今天被稱為“第一生產力”，更加成為了一門技術。它是生產力啊，生產力是什么？生產力當然是一門技術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嘛。
真正的科學精神已經喪失殆盡。我們的科學為什么不發達？為什么沒有創新精神？因為沒有興趣嘛。什么叫創新精神？創新精神、自由的研究是建立在興趣之上的，建立在好奇心之上的。
你不好奇怎么能創新呢？你一切都是別人已經說過了，我只要把它搬過來就是了，那怎么能創新呢？所以科學精神喪失以后，這樣的科學就更加不適合作為一種安身立命的人生觀的基礎。
這就是對西方的科學精神的偏離。這種偏離就導致了人生觀的基礎中，科學是一個空白。
所以就有非理性主義、東方神秘主義、新儒家、新保守主義來填補這個空白。
安身立命的地方你沒有把科學精神放進來，那肯定就把別的精神放進來了，把非科學的精神放進來了。
注：本文節選自鄧曉芒老師的《中國百年西方哲學研究的十大文化錯位》第六個話題，主要澄清了我們對西方「科學」的「實用化」理解，反而把科學最核心的內在精神扔到一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