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特朗普現象”是激進地尋求制度變革
正如極少有人在初選之初即能預測到特朗普最終將獲得共和黨總統提名一樣，也極少有人在此次美國總統選舉之前，就能深入討論美國面臨的深刻政治、經濟與社會矛盾。顯然，美國大選扮演了美國國內問題“放大器”的角色。如果沒有大選這樣一個平臺，美國面臨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不會被提到全國政治的平臺上來討論;那些沉默的憤怒者的聲音，很難引起政治家和學術界的重視。當前輿論對美國大選的關注，過分地被特朗普特立獨行的風格所吸引，導致某種“娛樂化”的傾向。實際上，無論特朗普個人是否值得被嚴肅看待，“特朗普現象”都值得被更加嚴肅地看待。同時，“特朗普現象”的正面意義也值得被嚴肅地看待:“特朗普現象”至少是一次美國資本主義制度面臨問題的自我暴露;也是美國社會繼2008年之后試圖實現制度變革的再次嘗試。這種內部問題的及時暴露與自我革新的動力，恰恰是維持美國長期競爭力的根本驅動力。此外，假如“特朗普現象”真的會引發美國制度層面的變化，這一變化更需要我們嚴肅對待。
尤其需要關注的是，目前希拉里、特朗普都表態反對TPP，反自由貿易、反全球化、反移民的情緒在美國大行其道，2017年新政府成立后，美國真的會從全球化領導者這一位置上后撤嗎?這一問題當然現在還很難回答，畢竟我們還不知道誰會當選美國總統。但是有以下幾件事情我們可能比較確定。一是希拉里恐怕并不是一個真正的“反全球化者”。她的相關表述，更多地還是競選語言、政治需要。如果她當選，為政治需要做一定的調整是必要的，但大幅度的變革應該很難看到。二是如果特朗普當選，變革的幅度大概要大很多，但是他的“藥方”有些確實很難實現，可能面臨法律障礙、國會阻力和行政部門官僚機構的反彈。三是相比于2008年大選圍繞奧巴馬積累的極為強烈的“變革”民意，此次大選迄今還有一半多一點兒的選民支持建制派候選人。變革的動能并不比2008年大。大選這個“放大器”去掉之后，美國國內關于制度變革的呼聲可能會再次成為潛流，等待下一個可以爆發的“火山口”。四是2008年大選民主黨不僅贏得總統選舉，而且拿下國會兩院，為奧巴馬變革創造了良好的國內政治條件;而2016年選舉國會有可能出現“分裂國會”的狀況，即共和黨掌控眾議院，民主黨掌控參議院。未來總統如要變革，國內政治環境恐怕不如奧巴馬當年。
整體而言，無論就經濟還是社會來說，美國在全球都名列最開放的國家之列。2017年的美國可能會從現在的位置向封閉的方向移動，現在難以判斷這種移動會持續多長時間，會移動到多遠。比較大的一個可能性是，這個移動將會是有限的，甚至象征性的。美國從全球化領導者的地位上“撤退”的可能性并不大。更有可能的一個選擇是，美國利用自己的發展階段優勢以及實力優勢，謀求對自己更有利的全球化。實際上，TPP本身就是從WTO機制偏離到對美更為有利的多邊化的努力。奧巴馬政府推動的制造業回流等努力，本身就是對全球化的一個調整。近幾年無論是對人民幣匯率的指控、對中國商品反傾銷的調查，直到最近有關中美投資協定的困難，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爭執，都應該在這一趨勢下考察。而中美未來的博弈，也將在這一深遠的背景下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