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進入黃金發展期。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首次與利用外資接近平衡，是2002年的45.6倍，連續三年居全球第三位；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是2002年的近30倍，由2002年的第25位上升到第8位。隨著中國經濟深度融入全球經濟和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變得更加重要，將為中國經濟提供持續增長動力，推動國內產業轉型升級，拓展經濟發展空間。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和中國經濟環境的變化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在新階段，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產業格局、投資的模式和主體等方面將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和特點。應明確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標、思路和戰略重點，抓住機遇，提升對外投資的國際競爭力。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新機遇與挑戰
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對外投資的外部環境與內部條件發生了深刻變化，對外直接投資面臨著一些新的機遇和挑戰。
新的機遇
一是為了促進經濟復蘇，全球外資政策進一步朝開放、促進自由化和便利化方向發展。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2014年80%以上的外資政策涉及放寬外資準入條件或減少外資限制，在全球FDI（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降低16%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對外投資增長23%，占全球對外投資總量的比重由2007年的13%上升至當前超過1/3。全球投資自由化的趨勢將為中國對外投資打開新的空間。
二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面臨持續低水平增長局面，發達國家一大批優質企業資金鏈緊張、價值縮水，為跨國并購提供了良機。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2008年以來，全球跨境并購額波動反彈，2015年全球跨境并購額為0.64萬億美元，比上一年度大幅增長了61%，達到2008年以來最高點。中國經濟在本輪金融危機中表現穩健，企業資金儲備較為充足，企業實施海外并購，加快結構重組和市場布局調整，為獲取優質資產和提升價值鏈地位提供重要機遇。
三是中國與世界經濟加速融合互動，越來越多的國家更加歡迎中國企業的投資。中國作為仍在快速成長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發展中經濟體，市場、資本、生產制造能力等多重優勢日益顯著，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協同互補性不斷增強。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需要吸收境外資本來促進本國經濟增長，對于引入外部投資和建設資源升級改造現有基礎設施、加快建設新的基礎設施的需求強烈，越來越多的經濟體表現出加強與中國經濟合作的意愿。采取東道國更歡迎的投資方式化解中國長期以來的貿易順差，能顯著加強與東道國的利益綁定和互利共贏。
四是我國在國際事務和區域發展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為我國企業對外投資開拓了新空間。截至2015年10月，中國已經簽署了130多個雙邊投資協定，與22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14個自由貿易協議；截至2015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與32個國家央行或貨幣當局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協議金額超過3.1萬億人民幣。2015年11月人民幣加入SDR，份額僅次于美元和歐元。在我國積極倡導下，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相繼成立。2015年起，我國提出的共建“一帶一路”和加強國際產能合作倡議進入實施期，已與一些沿線國家簽署了合作協議，就發展規劃對接達成共識。這將為我國對外投資創造良好環境，打開新的發展空間。
五是我國具備了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快速發展的經濟和制度基礎。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制造業回流，我國比較優勢發生變化。從日韓等國家經驗來看，我國將從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為主的產業結構過渡。加快對外直接投資，有助于我國消化過剩產能，促進產業轉型升級，也有助于吸收全球先進要素，拓展國際市場，提升國際競爭力。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的顯著提升，我國已經具備了對外投資快速發展的堅實基礎，資金、技術、品牌、人力資源等多方面儲備具備了較強國際競爭力。從制度層面來看，我國加快新一輪改革開放，大力推進境外投資制度改革，促進各類主體走出去，加快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并實施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高水平管理模式，這都為我國與其他國家商簽高水平自貿協定和雙邊投資協定、實現對等開放奠定了堅實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