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多元角色改善社會關系供給彈性
隨著彌補制度短板作用的日趨顯現，共享經濟除了推動實現“三降一去一補”的任務目標，更將有助于實現社會建設中的本質任務環節—“一改”：即改善異質社會群體間的供給彈性。社會治理的核心與最終指向都是作為個體的人。傳統社會生活中，不同群體因為職業標簽等或許存在較大的社會地位差距，這些個體在社會網絡或階層中的角色標簽與刻板印象都是阻礙社會橫向流動與縱向溝通的主要原因。在分享經濟條件下，分享經濟的“模糊身份”與“產品社交化”屬性使個體可以擁有多元的社會角色，社會個體因此能夠憑借多元身份獲取不同的社會體驗，促進不同社會群體相互理解，實現個體間的“同情共理”，實現群體的“跨界合作”。這對于不同群體消除集體偏見、打破階層固化、縮小認知差異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嘗試。分享經濟賦予了個體多元的社會角色，為增進不同群體的社會互動，緩解社會矛盾，實現社會有機團結提供了可能。這種改善作用也逐漸得到了社會的認同與官方的認可，國務院在2016年11月出臺了《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與《關于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見》，通過正式文件對社會個體通過從事復數職業、分享認知剩余獲得經濟收入的社會行為（如網絡主播、科研人員從事社會兼職）表達了政策認同與價值導向，起到了重要的首肯效應，在實踐發展與規范管理上具有積極意義。
分享經濟為新形勢下改善群體間社會關系、提升社會信任提供了重要突破口，使個體通過分享網絡實現利益共享、資源互換，促進實現更高層次、更自由的社會流動。這種更具彈性的社會關系以跨群體的縱向合作為基礎，以個體為基本單位。分享經濟下，合作是個體獲取資源，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根本途徑。馬丁·諾瓦克在《超級合作者》中指出，“合作是繼突變和自然選擇之后的第三個進化原則”。人生來便是群體性動物，眾人互相依靠，彼此互惠，不同文化體、不同國別、不同階層中的個體由此實現真正的互聯。誠如比爾·蓋茨所說：“一個人永遠不要依靠自己一個人花100%的力量，而要靠100個人花每個人1%的力量”。
綜合來看，分享經濟能推動實現社會治理供給側的“三降一去一補一改”：降低社會產品供給的邊際成本，降低社會剩余交換的交易成本，降低社會產能的無效供給；去社會供給的中心化；彌補社會正式制度的短板；改善社會關系彈性。這種推動作用的持續則基于四個條件：第一，經濟保持平穩以維持社會剩余；第二，信息交換速度與效率快于物質分享速度；第三，對社會產品高質化與多樣性的新需求；第四，制度創新供給使分享經濟在更大范圍內實現從“行為”到“經濟”的轉變。或許正如《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作者杰里米·里夫金所說的，“分享經濟將催生一個‘零邊際成本’的社會”。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科社教研部）
【參考文獻】
①童瀟：《加速擴大社會治理的有效供給》，《解放日報》，2016年2月4日。
②唐雙捷：《供給側改革視角下的社會治理精細化》，《文匯報》，2016年5月15日。
③黃先海、王煌：《治理體系供給側改革路徑選擇》，《光明日報》，2016年7月11日。
責編/孫垚 美編/楊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