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市場體系、社會文化事業、公共基礎設施、社會參與是影響治理水平的關鍵因素
對于影響一個國家治理水平的關鍵因素，受訪者普遍認為現代市場體系的完善程度（54.29%）、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水平（51.65%）、社會文化事業的發展水平（49.81%）以及公共事務的社會參與（46.61%）比信息化水平、政府部門決策能力和執政能力等更具有重要性。調查發現，受訪者對于直接關系經濟發展、民生水平的治理內容有著更為敏銳的感知，這些領域的治理水平直接影響公眾的生活質量以及獲得感和滿意度。
完善的現代市場體系是一個國家經濟健康發展、社會和諧穩定的前提基礎，只有在一個體系完整、機制健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環境下，生產者、消費者、資本、土地、技術、勞動者等各因素才能正常發揮作用，國民經濟才可以順利平穩運轉。要素自由流動、開放性與全球化是現代市場體系的重要特征，要實現現代化的善治，不能走上反對貿易的逆全球化道路，也不應該因為資本集中和利益集團阻撓而放縱財富不平等和社會階層固化。
在解決了基本溫飽問題之后，文化事業、公共服務、訴求表達成為民眾所關心的重要治理問題。“民眾精神空虛、缺乏信仰意味著治理需要轉型”的調查結果顯示出受訪者對于精神文化需求的高度重視。文化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在國家層面為保障民眾基本文化權益，為民眾能享有必要的公共文化服務，享受與社會發展水平相當的公共文化生活，成為決定治理水平的關鍵因素。同樣，民眾需要完善的公共基礎設施，需要在公共事務決策中順利發出聲音表達訴求，這些因素都是受訪者對于現代化國家治理的重要期待。
互聯網信息化的普及程度（39.30%）、執政黨的領導能力和執政能力（28.20%）、政府部門的科學決策能力（27.35%）以及整體的社會道德水平（10.02%）都有不同比例的受訪者選擇。政府部門的作為是影響社會治理的關鍵因素。對于西方社會存在的治理問題，美國著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指出，為了應對收入差距擴大，發達國家傳統的辦法是實施再分配和構筑社會安全網，但這會打壓勞動者的積極性。因此，改革的關鍵在于建立有效且負責任的治理體制，必須建立起敢于與既有的經濟和社會差距正面交鋒的、公正的政治體系。
強有力的領導核心、集中的制度設計和強大的組織能力是中國最突出的治理優勢
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從一窮二白到全球經濟第二大國的跨越、6億多貧困人口的成功脫貧、公共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的日益完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我國的社會治理成果斐然。這樣突出的成績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和全體中華兒女的辛勤奮斗，更離不開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模式。當前中國的社會治理模式有哪些獨有的優勢？調查發現，相較于西方國家，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是中國最突出的治理優勢，有過半受訪者（52.39%）做出如是選擇。其次，“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設計和強大的組織能力、動員能力也是中國的獨有優勢，分別獲得了50.96%和49.18%的受訪者認同。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統籌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方面大局，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戰略構想，把全國各族人民乃至海外華僑的心氣凝聚到了一起。有專家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新局面，向黨和人民交出了一份滿意的答卷，盡顯大國領袖的風范。當代中國，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當前，我們正處在世界格局深刻調整、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時代背景下，正處在國內改革全面深化、發展全面推進的重要時刻，治國理政擔子之重、難度之大超乎想象。要解決當前中國各種復雜問題，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其政治前提是建構中國核心領導及其權威。正是在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指導下、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設計下、在強大的組織能力和動員能力的推動下，中國在短短幾十年間取得了其他國家需要一個世紀才能取得的偉大成就，這也當之無愧成為中國最突出的治理優勢。
調查發現，中華傳統文化所倡導的開放、包容的發展理念（44.92%）和改革發展的漸進性、連續性（43.06%）也是治理的重要優勢。開放和包容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近年來我國發展過程中一貫強調并貫徹堅持的重要理念，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再次重申了開放共享、包容和諧的重要性，這些先進的發展理念成為我國社會治理過程中的重要優勢。除此之外，立足自身國情選擇的漸進式改革發展道路、不畏改革艱難而持續推進的連續性改革，對于實現我國的現代化社會治理都至關重要。
另外，分別有36.25%、28.25%、24.22%、12.97%的受訪者認為，中國超大規模的人口總量與地域面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社會共識、符合自身實際的獨特發展道路以及科學合理的“央地”關系都是我國社會治理的獨特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