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0年代啟動北約東擴到1999年北約空襲南聯盟，再到伊拉克戰爭、敘利亞內戰以及美國反導能力建設，學界和政界關于美俄關系進入“新”冷戰的討論從未終止。克里米亞危機之后，這種擔憂似乎正在轉變為現實。2016年5月25日，美國國防部長卡特在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講話中指出，美國與俄羅斯和中國的關系將是長期的競爭態勢，美國分別在歐洲和亞太地區之于俄羅斯和中國的關系將貫徹一個“堅定，溫和而強有力的推回”（a long campaign of firmness, and gentle but strong pushback）戰略。卡特在海軍戰爭學院的講話很容易讓人與70年前凱南的觀點建立關聯。由于中美之間強大的經貿紐帶、頻密的人文交流以及眾多的對話溝通機制，有關中美可能進入冷戰狀態的判斷頗有杞人憂天的色彩。相比而言，冷戰雖已結束多年，美俄之間的關系博弈領域依然是傳統的、類似冷戰期間的問題，美俄經貿總量有限，人文交流有限，雙方的對話溝通機制仍然主要是防范美俄關系深度惡化的減壓閥。冷戰結束后，俄羅斯在車臣問題、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以及克里米亞問題上的政策和行為正在喚醒美國和歐洲對俄羅斯的擔憂，即俄羅斯可能成為翻版的蘇聯。就此而言，美俄之間出現“新”冷戰的機率遠比中美之間大的多。
美俄之間的所謂“新”冷戰有別于“舊”冷戰。冷戰時期是美蘇各自為首的兩大陣營之間的集團式的對抗，包括意識形態領域對抗、經濟制度競爭、激烈的軍備競賽、較長時間的軍備控制和有限的裁軍、雙方不正面相對的代理人戰爭等，雙方的戰略溝通主要限于軍備競賽穩定和危機穩定。當下的美俄關系包含“舊”冷戰的成分，如美俄在戰略軍事領域的競賽與制衡，但已經不存在集團式對抗，也不存在有意義的經濟制度競爭或者代理人戰爭。即使美俄關系存在緊張狀態，美俄仍然在雙方擁有共同領域的地區安全問題上展開有限合作。美俄關系曾經嘗試向冷戰后轉型，取得了有限的成就，但迄今仍然限于冷戰式的戰略博弈宿命之中。
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當選后以及就任后曾經展示了改善美俄關系的政治意愿，那么，美俄關系能否在特朗普執政時期終結冷戰式博弈？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于美國的內政和美俄能否在前述四類核心議題上達成妥協。
目前來看，特朗普總統雖然有改善美俄關系的意愿，美俄關系出現戰略性轉型的障礙依然很多。首先，美國政治精英對俄羅斯的刻板認知已經形成，認定如果不加防范，俄羅斯可能在處理與周邊各國特別是蘇聯加盟共和國關系問題上更具侵略性，這種認知短期內難以改變。或許特朗普總統有改善意愿，但美國行政部門之間的掣肘必將限制美俄關系改善的力度和幅度。第二，由于美國情報機構已經認定俄羅斯通過網絡攻擊介入了美國的總統大選，并被認為扮演了為特朗普“助選”的角色，目前已經就此問題展開調查。無論特朗普總統有多大改善美俄關系的意愿，有多少與俄羅斯進行交易的打算，美俄關系改善的起點已經遭遇國內的阻擊。由于擔心特朗普總統可能放松或者取消克里米亞危機后針對俄羅斯的制裁，國會嘗試立法限制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選項。在有關俄羅斯通過網絡攻擊介入美國大選的調查結果出臺之前，特朗普總統改善美俄關系的沖動難免遭受國內質疑。第三，在前述四類議題上，美國顯著調整政策的可能性較小。美國研發并部署的導彈防御系統一直影響美俄裁軍的進程，而美國國內對于部署導彈防御系統已經形成基本共識，美俄關系中的這個麻煩難以消解。正是由于俄羅斯在車臣問題、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以及克里米亞問題上的政策和行為，北約東擴的成果不但得以進一步鞏固，而且獲得了新的動力。未來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納入北約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而這兩個國家如果加入北約，美俄產生沖突的機率顯著上升。美國在地區安全問題上特立獨行的慣性也難以改變，尊重俄羅斯的利益和決定權絕非短期內能夠實現。雖然特朗普在就職演說中表示，美國不會尋求將自己的生活方式施加到任何人身上，而將發揮“榜樣”的力量引領他國效仿，但美國干預他國內政的外交傳統決非短期內能夠改變。如果美國不調整在前述四類議題上的政策，美俄關系的重大改善將無從談起。
當然，在看到美俄關系改善面臨諸多障礙的同時，回顧美俄關系發展的歷程，同樣應該注意到，當美俄關系陷入階段性低谷時，兩國都會努力防止雙邊關系失控，因此，特朗普執政時期，美俄關系終結冷戰博弈的希望不大，但美俄關系出現部分改善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