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與全球治理
作為中國主動發起的一個合作倡議，“一帶一路”是中國今后推動全球治理發展的主要依靠。“一帶一路”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全球治理發展的產物，它反映了發展中國家積極提升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以使自身利益在全球治理的進程中得以維護的需求。盡管全球治理的發展大大提升了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但不可否認，主權國家仍然發揮著不容置疑的主導作用。但是，各國之間在權力分配上的巨大差異決定了在全球治理中并不是所有國家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一樣的，因此，全球治理進程既是解決全球性問題的過程，同時也是全球權力分配的過程。?全球治理制度也就必然反映出各個國家的權力在全球層面上的分配，也就是說國家權力的大小是決定該國在全球治理制度中所發揮作用大小的主要因素。當前由發達國家所主導的國際制度也就自然成為主要維護發達國家利益的工具，發展中國家則處于相對不利地位。以作為“一帶一路”重要支點的亞投行為例，該機構旨在為亞洲的發展中國家開展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必要的資金。對于某些國家而言，基礎設施建設是其所面對的最為迫切的需求，而資金則往往又成為制約其開展基礎設施建設的瓶頸。相比之下，中國有能力也有意愿為這些國家的發展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當前亞洲地區的經濟治理模式是由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所主導的，而這些機構卻被美日等發達國家所壟斷，從而導致發展中國家合理的資金需求往往不能得到及時滿足。面對這種問題，亞洲的發展中國家也只能依靠自身，建立由發展中國家所主導的新的治理機制。亞投行成立的意義就在于推動地區基礎設施建設，以利用更加廣泛的市場機制來解決發展中國家資金短缺的問題。?
因此，“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適時地反映了中國推動全球治理深入開展，并使這種治理更加廣泛地惠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迫切愿望。在這一倡議中，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這種命運共同體不僅包括亞洲國家，也包括世界其他地區的國家，不僅包括發展中國家，也包括發達國家。命運共同體思想集中體現在“一帶一路”所倡導的互聯互通中，這種互聯互通涵蓋了歐亞大陸、非洲以及海洋國家，是一種全方位、多層次、復合型的互聯互通網絡。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大戰略設計的支撐基礎，而實現互聯互通則要構建基于基礎設施、制度規章和人員交流三位一體的全方位鏈接，發展四通八達的海、陸、空基礎設施網絡，從而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全方位、立體化、網絡狀”的大聯通。?同時，一帶一路還強調包容性原則，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盡量同當地已有的各種制度相兼容，而不是“另起爐灶”。二是包容域外力量，不刻意排斥美日等大國的勢力。例如，盡管美國對待亞投行的態度并不友好，但是這一機構一直對美國的加入持開放和包容的態度，并且，這一機構中的現有成員也包含了法德等西方發達國家。
當前，“一帶一路”還處于初始階段，其主要功能集中在經濟、金融和投資等領域，而亞投行也是一個多邊投資銀行。但是隨著這一戰略的不斷推進，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會不斷增強，而其引領全球治理的角色也會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一帶一路”戰略反映了中國為全球治理提出“善治”方案，為國際合作貢獻中國智慧所做出的努力。未來這一戰略很有可能會隨著國家間合作的不斷深化而超越經濟領域，深入到更加敏感的政治和安全等領域，從而實現中國提出的“秉持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利共贏的理念，全方位推進務實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同共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的目標。亞投行的順利運作證明了多邊主義的可行性，也表明“一帶一路”在未來需要在多邊主義的框架下進一步推進。未來的“一帶一路”也需要進一步的制度化，以建立多邊主義的國際制度作為主要目標，從而實現對現有的全球治理機制的有效改革，并且推動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規范的出現。
結論
2016年發生的一系列“黑天鵝”事件，包括英國通過全民公投的方式做出了“脫歐”的決定，特朗普出乎絕大多數人的意料當選為美國總統，以及2017年有可能出現的某些事件——如極右翼的瑪麗蓮·勒龐有可能當選為法國總統，使得對全球化可能出現逆轉的擔憂逐漸升溫。盡管發達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壟斷地位往往受到詬病，但是不可否認的一點在于，離開了西方發達國家的推動，全球治理將會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之中。從道義上來講，西方國家是造成當今世界上絕大部分問題——從全球經濟失衡、氣候變化到難民危機——的始作俑者，因此有責任也有義務為解決這些問題做出更大的努力。從能力上來講，盡管近年來西方大國地位有所下降，但仍然是推動全球治理不斷前進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果西方國家內部的反全球化傾向得到進一步發展，那么全球治理未來的發展也就注定不會一帆風順，中國所面對的壓力也會陡然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