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正是由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目標是建立在對世界大勢的準確把握、對人類命運的深刻思考基礎之上的，所以這一目標不僅反映了中國國家利益的追求，同時也契合了世界各國人民對于和平發展的共同訴求，反映了人類共同利益與共同價值的通約性，把握住了凝聚世界各國人民的最大公約數。如果說實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目標是中國的世界夢的話，那么這個夢想是同各國人民的夢想息息相通的。事實證明，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出以來，已在國際社會贏得了越來越多的認可與贊賞。2017年2月，聯合國社會發展委員會第五十五屆會議協商一致通過“非洲發展新伙伴關系的社會層面”決議，首次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寫入聯合國決議。2017年3月，聯合國安理會在其一致通過的關于阿富汗問題的第2344號決議中，再次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寫入聯合國安理會決議，顯示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與目標已經得到聯合國廣大成員國的普遍認同，正在上升為國際共識，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確立了中國的國際新定位
一個國家的國際定位，主要是指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扮演什么角色，即在國際社會中發揮什么作用、承擔什么責任的問題。自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國際定位問題逐漸成為國際國內關注與熱議的問題。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國際定位問題，并非世界各國制定外交政策中的普遍問題，而中國的國際定位問題之所以成為關注的焦點，是因為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綜合國力迅速提升，中國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國都發生著更為快速而明顯的變化。正是這種變化，引發了國際社會對于中國將在國際事務中扮演什么角色的關注，并出現了一些對于中國國際定位的錯誤認知甚至惡意的攻擊。有的西方學者或是基于歷史的經驗（如休昔底德陷阱），或是基于某種國際關系理論（如進攻性現實主義），將中國視為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改變者”，美國霸權的“挑戰者”，甚至將中國的和平崛起視為對世界的“威脅”，將中國發展與非洲國家的經貿合作視為“新殖民主義”，將中國發展與亞洲國家的關系視為要恢復“東亞朝貢體系”等。
關于中國的國際定位，黨的十八大報告曾予以明確科學地闡述，即“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是尚處于“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國際事務中，“中國將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⑥在此基礎之上，習近平主席在紀念聯合國成立70周年大會發言中，從“負責任大國”的視角，就中國的國際定位問題作了更為系統全面更加明確地闡發——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偉大歷史進程中，中國將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⑦
中國將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這一國際定位，植根于中國歷來崇尚“以和邦國”“和而不同”“以和為貴”的優秀中華文明的傳統基因之中，來源于近代以來積貧積弱的中國飽受戰禍和動亂之苦的深刻歷史教訓，更是基于當代中國對于“只有和平安寧才能繁榮發展”⑧的深刻認識。“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無論自身如何發展，中國永不稱霸、永不擴張、永不謀求勢力范圍。”⑨“中國維護世界和平的決心不會改變”。⑩
中國將始終做全球發展的貢獻者。中國在發展過程中深切地認識到，自身的發展得益于國際社會，同時也為全球發展作出了貢獻。“世界好，中國才能好；中國好，世界才更好”。?這就決定了中國將“堅持走共同發展道路，繼續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將自身發展經驗和機遇同世界各國分享，歡迎各國搭乘中國發展‘順風車’，一起來實現共同發展”。?
中國將始終做國際秩序的維護者。自近代以來，國際關系在其自身演變過程中，已形成了一系列為國際社會所公認的原則，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所確立的平等和主權原則，日內瓦公約所確立的國際人道主義精神，聯合國憲章所明確的四大宗旨和七項原則，萬隆會議所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這些原則應該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遵循。?中國作為負責任的社會主義大國，將繼續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
早在1974年，鄧小平在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次特別會議時就向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不做超級大國，永遠不稱霸，向世界回答了中國不做什么這一問題。41年后，習近平在同一地點在重申“中國永不稱霸”的同時，全面闡釋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將在國際社會發揮什么作用，承擔什么責任，扮演什么角色，進一步向世界回答了中國要做什么這一問題。這一對中國的國際新定位，反映了中國作為正在崛起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大國擔當，體現了中國將自身發展同各國共同發展有機結合的高度自覺，有力回應并回擊了國際上對于中國國際定位的種種錯誤認知與惡意攻擊。盡管一個國家的國際定位，不僅取決于自我的認同與塑造，而且還包括他者的認知，即國際社會對該國國際角色與作用的評判與認知，但我們相信，伴隨著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踐的不斷推進，中國的這一國際定位將日益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并贏得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體現了中國外交的新理念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在保持我國外交大政方針穩定性和連續性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新理念。值得注意的是，從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這一舉措本身，以及近年來在這一理念指引下中國外交的實踐看，中國外交理念所發生的一個也許更具深遠影響的重大變化，就是其戰略指導思想正在由“韜光養晦、有所作為”轉向“奮發有為”“積極有為”。
眾所周知，“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是上個世紀90年代初鄧小平基于當時的國際形勢，提出的指導中國外交的重要戰略思想。它的核心要義是：“要韜光養晦，埋頭苦干，不扛大旗不當頭，過頭的話不說，過頭的事不做；要真正扎扎實實地抓好經濟建設，不要耽擱；中國在國際舞臺上不是無足輕重，是能夠而且應該有所作為的。”?進入新世紀以來，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迅速提高，國際地位的大幅度提升，國內圍繞是應繼續堅持“韜光養晦”的戰略思想，還是代之以更為積極進取的外交態勢，形成了不同的觀點，并展開了辯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