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著力培育壯大新動能，經濟結構加快優化升級。針對經濟發展面臨的結構失衡難題等主要矛盾，堅持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既做減法又做加法，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提高供給體系質量、效率和可持續性。
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這幾年，我們堅持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持續用力，取得了明顯成效。第一，在去產能方面。本屆政府一成立，即開始推動企業化解過剩產能、淘汰落后產能。2016年開始，以鋼鐵、煤炭等行業為重點加大去產能力度，嚴控增量、主動減量、優化存量，并安排中央財政專項獎補資金1000億元予以支持，重點用于分流職工安置。近兩年退出鋼鐵產能1.2億噸、煤炭產能5億噸，淘汰停建緩建煤電產能6500萬千瓦以上。去產能改善了市場供求關系，既提高了優質產能利用效率，也為新興產業發展騰出了空間。鋼鐵、煤炭行業扭虧為贏，企業利潤大幅增長；企業兼并重組步伐加快，產業集中度不斷提高。第二，在去庫存方面。堅持因城施策、分類指導。通過支持農民工在城鎮購房、提高棚改貨幣化安置比例等措施，促進了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連續下降；通過調節土地供應、嚴控各類資金違規進入房地產市場、查處打擊惡意炒作房價行為等舉措，使熱點城市房價漲勢得到控制，截至2017年底，一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價格同比漲幅均連續15個月回落。第三，在去杠桿方面。通過控制債務規模、增加股權投資、實施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等辦法，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連續下降，2017年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為55.5%，比上年同期下降0.6個百分點，企業風險防控能力顯著增強。第四，在降成本方面。除去擴大結構性減稅范圍外，還持續推進普遍性降費、清理規范涉企收費等舉措。五年來，中央層面明確取消、停征和減免593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每年減輕社會負擔超過3200億元。對地方設立的行政事業性收費也進行了清理和規范，累計取消、停征和減免770多項收費，每年減輕社會負擔超過470億元。第五，在補短板方面。加大對脫貧攻堅、棚戶區改造、重大基礎設施和創新發展等的支持，有力促進了民生改善，增強了發展支撐能力。
加快新舊發展動能接續轉換，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題中之義。經濟增長和結構優化升級是需要內在動力的。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傳統動能有所衰減、經濟結構趨于退化，必須有新的更為強勁的發展動能來接續，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否則經濟增長就會面臨“天花板”。發展新動能的來源是多元的。從供給側看，新動能既來自于新產業、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等新興產業的成長，也來自于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從需求側看，新動能既來自于消費結構升級，也來自于有效投資增長。這幾年，我們緊緊抓住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在培育發展新動能上下功夫。實行包容審慎的監管方式，打造開放共享的發展平臺，夯實軟硬兼備的基礎支撐，提供便捷普惠的公共服務，推動現代科技特別是互聯網與經濟社會深度融合，各行業各領域的新動能加快成長。制定實施“互聯網+”行動計劃，推動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廣泛應用，出臺協同制造、電子商務、現代農業、智慧能源、高效物流等11個“互聯網+”三年行動實施方案，取得顯著成效。有關機構對全國6700多家企業評估顯示，通過實施“互聯網+”，90%以上的企業利潤率得到提升，其中近30%的企業升幅超過10%。深入實施“中國制造2025”，智能制造、綠色制造等先進制造業加快發展。出臺支持現代服務業發展舉措，網絡約車、快遞、網絡訂餐等新興服務業異軍突起。快遞業務量年均增長50%以上，2017年達到400億件，連續四年居世界第一。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型經營主體大批涌現，種植業適度規模經營比重從30%提升到40%以上。實施重點領域消費促進工程，推動傳統消費提檔升級、新興消費蓬勃興起。五年間，新能源汽車市場規模從不到1萬輛擴展到近70萬輛，成為世界第一產銷大國；全國電影票房從170億元升至559億元；網上商品零售額年均增長30％以上，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提高到15%，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的貢獻率為37.9%。積極擴大有效投資，鼓勵民間投資，發揮政府投資撬動作用，推廣完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經過努力，我們建成了世界運營里程最長的高速鐵路網、高速公路網和全球最大的移動寬帶網，建設了一批農村公路、重大水利工程、民航機場等基礎設施。目前，新動能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對新增就業的貢獻率達到70%左右，在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支撐作用。
破除要素市場化配置障礙、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前提和基礎。我們是從計劃經濟體制走過來的，經過多年的改革，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增強，但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直接管理仍然過多。本屆政府成立之初，國務院部門各類審批達1700多項，各級地方政府也有大量的審批事項，投資創業和群眾辦事門檻眾多，審批過程手續繁、收費高、周期長、效率低，這不僅嚴重抑制市場活力、制約經濟社會發展，還容易導致權力尋租、滋生腐敗，企業和群眾對此反映強烈。五年來，我們持續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持續向市場和社會放權，國務院部門行政審批事項削減44%，不少地方超過70%；非行政許可審批徹底終結，中央政府層面核準的企業投資項目減少90%；外商投資項目96%以上已由核準改為備案管理；行政審批中介服務事項壓減74%，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削減70%以上。減少政府對價格形成的干預，發揮市場形成價格作用，中央政府定價項目縮減80%，地方政府定價項目縮減50%以上。全面改革商事制度，企業開辦時間縮短三分之一以上。政府在放權的同時，不斷創新和加強市場監管、公共服務，實施“雙隨機、一公開”監管，推行“互聯網+政務服務”。通過“放管服”改革，制度性交易成本大幅降低，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得到更好發揮，營商環境持續改善，企業和群眾辦事也更加便利快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