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王府井新華書店門口排隊等候看書買書的人群。人們急切需要通過讀書來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豐富自己的精神生活。
1979年，在北京天壇回音壁的一角，數十名東京游客滿懷期待地倚靠在墻邊，希望聽到他們發出的“北京，我是東京”的回音。
1979年9月27日，“星星美展”在中國美術館東側街頭公園舉行，人們駐足觀看這種前衛的藝術。
1984年，北京海淀區新建成的薊門里小區，一戶人家正在搬家。
“改革開放”無疑是2018年一個格外耀眼的年度熱詞。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改革開放不僅改變了中國的面貌，而且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中華民族的未來開辟了光明前景。
回顧40年的歷程，中國道路是怎樣走出來的？在開辟中國道路的過程中，哪些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深入解析，涉及很多內容。限于篇幅，本文梳理幾個比較突出的方面。
■問題導向
改革開放是時代大勢、人民意愿、中國需要、歷史經驗等各方面因素共同推動的。最直接的，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而產生的，是由一大堆難題逼出來的。用現在的語言，就是問題導向。
“文革”結束后，一系列冤假錯案浮出水面。大批老干部要求平反。其他遭受冤屈的人們也紛紛寫信、上訪、找人，請求落實政策。對此，一個勇于修正錯誤的黨，怎能不理不睬？
從人民生活來說，廣大老百姓希望盡快發展經濟，解決溫飽問題，改變長期缺吃少穿的局面。對此，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怎能無動于衷？
大亂之后的國家，迫切需要大治，但是無論國家機關還是企業事業單位，處處有禁錮，效率都很低。很多領導干部對此十分不滿。
要解決諸如此類的問題，就必須大刀闊斧調整政策，就必須抓緊時間發展經濟、發揚民主、建設法制。而所有這些問題，都涉及到體制機制問題。因此，百廢待興，百業待興，歸結到一點，就是要進行改革開放。
面對這些問題，恰恰是有幾十年革命生涯的老一輩革命家，深諳當時體制的弊端，首先提出了改革開放的要求。也正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毅然拋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錯誤方針，決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并作出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從而實現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正是現實面臨的問題逼出了改革開放的決策，也逼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改革舉措。
“文革”結束后，上千萬知識青年回城，光靠國營、集體企業不可能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為了解決這樣一大批人的就業、吃飯問題，除了調整和放寬政策，別無他法。
于是，1979年，國務院批轉全國工商局長會議的報告，允許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閑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等個體手工勞動，以解決一部分人的就業問題。
1980年6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勞動就業工作會議，并下發《關于轉發全國勞動就業會議文件的通知》，提出要改革勞動就業制度，摒棄“統包統配”方式，實際上把發展個體經濟作為解決就業問題的一條重要渠道提了出來。
1982年，全國人大五屆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一條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這一規定意味著正式承認了個體經濟的合法地位，從而使個體經濟得到高速發展。
個體經濟、私營經濟怎樣來的？說到底，首先是為了解決活命問題、生存問題而來的。這是一條最簡單的邏輯。改革開放的一條主線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道路的一個重大特色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實踐層面來說，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是這樣在解決現實問題的過程中發展而來的。
改革開放需要回答和解決許多問題，而最大的問題，就是“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最基本的問題。改革開放，正是在回答這個問題的過程中不斷前進的。中國道路，也正是在回答這個最基本問題中開拓出來的。
改革開放的歷史必然性，首先在于，它是現實提出的必要要求，是現實問題倒逼的結果。面向未來，要破解新的各種難題，除了深化改革開放，別無他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