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北京房展會上的楊小姐（前右）通過銀行貸款，高興地實現了買到一套滿意住房的愿望。
1999年9月，以馬云為首的18人在杭州正式成立了阿里巴巴。阿里巴巴的崛起，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一個縮影。
2000年2月，兩個海外高等教育展覽同時在北京國貿中心展覽大廳開幕，一位留英學者在展會上為大家提供義務咨詢。
2001年11月11日，在卡塔爾多哈，時任中國對外經濟合作部部長的石廣生（前中）代表中國政府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上簽字。
2003年6月27日，農民展示裝有農民負擔監督卡、農業稅繳納通知單等的“明白袋”。
2008年8月23日，美國花樣游泳女子團體選手入場時打著“謝謝你，中國”標語向觀眾致意。
波瀾壯闊的中國改革，前無古人的嶄新探索，輝煌成就中蘊含科學的方法。中國改革中的漸進與激進、全面與重點、頂層設計與基層首創等，工作方法豐富多彩。中國改革中的辯證思維、實事求是，思想方法至簡至深。這些科學方法是中國共產黨在改革實踐中的偉大創造。
■漸進與激進：“深”和“遠”是中國改革的特征。四十年總體上我們的改革不是慢的
速度最抓眼球，討論中國改革方法，漸進與激進總是議論最多和最激烈的。
中國改革的總基調是漸進的。漸進意味著一步步來，不是畢其功于一役、一口吃個胖子。中國的改革任務是一段一段地完成的：1984年之前主要是農村改革，1984年之后轉向城市改革，1992年之后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世紀之交前后是國企改革和社會建設改革等，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則進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階段，這些改革前后相繼、逐步推進。漸進意味著慢慢轉變，不是突然九十度乃至一百八十度轉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典型：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到“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再到“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進而最終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經濟體制改革總的累積轉變很大、是具有革命性的，而每一個環節的轉變又是自然的、水到渠成的。有關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也是這樣：黨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逐漸調整、水到渠成。
中國走漸進改革之路，一是基于改革的基本性質。激進與漸進作為改革的手段，總是受制于改革的目標。中國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無論中國改革在體制上變化有多大，但在根本制度上是始終不變的。這就從終極意義上決定改革只能是漸進的。二是基于改革的發展要求。中國是一個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大國，起點低，底子薄，尤其是改革之初，面臨極為迫切的任務是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發展是硬道理，改革是為了更好的發展。因此，中國不能將發展停下來進行改革，更不能因為改革而使發展倒退。中國改革是在“不停車檢修”的情況下展開的，這對穩定有很高的要求。必須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協調起來。很顯然，速度過快、轉變過大的改革，不容易控制。而漸進改革比較從容，改革的目標和策略可以適時地得到評估檢驗和修正調整，這有助于減少不確定性和不可控制性，對社會沖擊較小，有利于社會的基本穩定。
然而，中國改革也有激進的因素。第一，中國改革是深刻的。鄧小平對改革的深刻性有個重要的論斷，即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比如中國改革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這在理論上是石破天驚的，在實踐上是前無古人的。沒有什么樣的經濟體制改革，比這更為深刻的了。中國改革中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有了全新的認識，也是極大的變革。第二，中國改革是永續的。我們常強調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必須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強調越是環境復雜，越是要以更堅定的信心、更有力的措施把改革不斷推向深入。中國這樣堅定的改革決心，這樣徹底的改革態度，是世所罕見的，不能不說也是“激進的”。中國漸進而長期的改革，宛如一場改革的馬拉松，靜水而流深，寧靜以致遠，“深”和“遠”是中國改革的特征。40年來算總賬，總體上我們的改革不是慢的，尤其是我們改革的效果是好的。第三，中國改革中也有快進。改革的速度有快有慢，不可能是勻速的，也不都是慢的。中國改革之初推進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幾乎一兩年就在整個中國全面推開，這甚至比當初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都快得多。我們提出改革舉措當然要慎重，要反復研究、反復論證，但也不能因此就謹小慎微、裹足不前。改革不可能都是四平八穩、沒有任何風險。只要經過了充分論證和評估，只要是符合實際、必須做的，該干的還是要大膽干。實踐中，我們的改革很多時候在討論、在探索，是漸進的甚至是平靜的，而在重大改革舉措出臺之時，短期內大力推進、快速突破，又有激進之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