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流行的基于代議制、多黨制、理性論的政府學說，在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中碰到很多問題——
新冠疫情是二戰以來對世界產生影響最大的一次全球公共衛生事件。疫情的防控暴露出政治中的不少問題，很有學術反思價值。這次疫情防控讓世人直觀地感受到各國治理能力的差異，尤其是歐美不少發達國家疫情上的失控讓不少人感到很意外，按照頗為流行的政治理論，疫情在這些國家出現以后是本不應該失控的。
最近，有的歐美政治學者開始從國家能力和治理來反思自身疫情治理的不足，但是國家治理能力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另外，在國際政治領域，圍繞疫情的國際防控出現自顧不暇、各自為政現象，有效和必要的國際合作不多，加劇了人們對國際關系前景的擔憂。
在西方民主政治話語體系中，政府在治理中本應該具備公開、透明、回應、責任、信任、糾錯、執行等能力，但這些東西在這次疫情治理中似乎失蹤了
在一些西方大國，現代西方政治理論在民主的敘事框架下將其政治合理化了，這套敘事框架通過系統的國民政治教育，在其國內形成了共同的政治價值基礎，這固然有助于其政治穩定，但是另一方面，也使得人們被固化在這套話語框架下，難以發現自身政治以及治理存在的問題。在西方民主政治話語體系中，政府在治理中本應該具備公開、透明、回應、責任、信任、糾錯、執行等能力，但這些東西反而在這次疫情治理中似乎失蹤了，或者至少同教科書宣揚的效果形成較大的反差。因此，作為旁觀者和研究者，如果我們跳出給定的話語框架，或者換一個視角，或許更能剖析疫情治理問題背后的政治原因。
雖然籠統地將西方制度概括為對抗式制度體系并不一定準確，但是就其政治內在的精神、制度的安排、政治的運行來看，大致是以政治力量、行政機構、立法和司法系統等彼此制衡分立為基礎的，這些特征后來被概括為現代民主政治的標志，但就這套制度體系本身來說，卻帶有內在的有時明顯的對抗對立的色彩，與民主的本義并無多大關系，且這套制度在國內共識分裂消失的時候，很容易滑向極化政治或者相互否決的政治。這次疫情在一些歐美國家暴發后，我們看到一些國家的政府很難作為，治理能力衰退，導致疫情在國內失控，究其原因，與疫情暴發同其國內對抗式制度走向極化的相互疊加，存在很大的關系。
對抗式制度體系演變到極端，也就是相互否決政治或者極化政治的時候，常常會破壞國際合作
從國際政治層面來看，各國之間應該通過國際合作共同處理關乎彼此利害的問題，病毒的世界性流行就是一個例子，其治理需要國際合作。但是，良好的國際合作是建立在更多國家國內共識的基礎之上。這里不是說對抗式國內制度體系必然就不利于國際合作，有時在這類國家內部以及彼此之間一致形成對某類國際問題解決的共識的時候，國際合作也會比較容易展開。這里要強調的是，對抗式制度體系演變到極端，也就是相互否決政治或者極化政治的時候，常常會破壞國際合作。這方面，實際上不僅僅在這次疫情期間不少國際合作難以實現，疫情之前就已經出現很多國際不合作現象，造成這種障礙的原因之一，也與國內對抗式制度體系有關。這些年國際政治中有個引人關注的現象，就是不少國家內部的相互否決力量，導致其輕率地退出國際組織或者多邊合作協定。
二戰以后，對抗式制度體系經過學術改造，被視為民主政治的典范，世界上不少國家因此復制了這套制度體系，并在國內得以定型。這是別人的選擇和內政，我們在外交上不便于批評別人的制度，但這并不妨礙人們從學理上作獨立的反思。其實，很多本就缺乏國內團結的國家在引入對抗式制度體系以后，出現選票造成的民眾分裂、政治的對抗、黨派的掣肘、利益集團的制衡、中央和地方的失衡等等，政府往往很難達成并連貫地執行治理政策。與此同時，國內對抗式制度體系還波及到國際合作，由此導致地區與國際合作的國內支持常常很脆弱，這也是困擾21世紀國際政治的一大問題。
疫情治理促使人們反思流行的政府理論和國際關系理論
疫情治理對各國政府是一大考驗，疫情治理同樣促使人們反思流行的政府理論和國際關系理論。盡管各國——無論采取什么樣制度的國家——最終都將會先后走出這次疫情帶來的危機，但是圍繞疫情治理，一定會留給世界政治學界不少需要思考的問題，例如，究竟什么是好的政府？還有，在當代什么樣的政府有利于國內治理和全球治理？一段時間以來，人們多半被束縛在“西方內部‘民主’與外部世界‘專制’”的二分法政治敘事中理解政府與國際關系，但是正如上面分析的，被稱為“民主”但本質是對抗式的制度體系，無論在國際治理還是國內治理中都暴露出很多問題。這就需要提出批判性和建設性的思路來推進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既然政府是理解國內治理和全球治理的重要主體，關于政府的本義就仍然是值得討論的。
第一，政府當為民。“政之所要，在乎民心”，那么，是不是要立足于人民政府而不是代議政府來理解政府的根基？
第二，政府當為公。政治以及政府是公和正的代表，政府本應是公道政府或者中道政府。但是，在競爭性多黨政治下，由于政黨天然地代表著集團和派別利益，在其執政以后，其理念和政策必然由于偏袒而影響到政府的公道性。換句話說，代表特定集團利益的政黨上臺組織政府的時候，這個政府的公道性必定是受到影響的。如果對抗式制度體系中的政府容易偏離公道，那什么樣制度體系中的政府更易于持守公道？
第三，政府當保護絕大多數人的公有公共權益。有的國家基于其國情和歷史，其政治學、經濟學、法學只強調政府保護私人財產權，但是，就政府本義而言，保護并守護社會共有、公共的權益和財益以及共同價值更是政府重要的職責，如果這點被忽視或者削弱，則無社會和政治秩序。在疫情治理中，人們注意到一種現象，就是一些國家內部針對公益和整體利益考慮采取防控舉措，但是卻遭到不合作行為。
第四，政府當是責任政府。在對抗式制度體系下，政府的責任由于政黨輪替的緣故常常可以合乎制度程序地被豁免，或者在政黨之間進行相互轉嫁推卸，這一點在一些國家的疫情防控中朝野兩黨的紛爭可見一斑。此外，現代政治中政府的責任還包括代際責任，也就是政府的責任不僅在當下，也在之后。因此，政府如何具有長遠眼光和代際責任觀，對治理也極為重要。選舉政治下政府因為政黨輪替而頻繁更換，至少從道理上講限制了政府的長遠眼光和責任感。那么，人們就要去問，什么樣制度體系下的政府容易形成長遠和代際的責任觀？
第五，政府于內于外當合作協商。邏輯上講，合作協商的制度體系比對抗式制度體系更能達到好的國內治理目標。同樣，在對外關系上特別是在各國相互關聯的世界中，政府在外交上必須保持與外部世界的合作和協商，如此才能促進全球治理。這就反過來為我們提出一個問題，也就是一個更好的國際政治，是不是更多建立在外交上守公持正的公道政府基礎之上？
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是現代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的一個前沿話題，幾乎每個國家都面臨這個問題。不論在國家治理還是全球治理中，政府都是關鍵的因素。過去流行的一套基于代議制、多黨制、理性論的政府學說，在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中碰到很多問題。這也為世界政治學界思考新的政府理論提供了空間。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