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上，一系列新技術亮相：5G站點、機器人服務、無人駕駛……
這不光是科技的新圖景，更是數字經濟發展的成果。服貿會上，中國數字經濟怎么發展、怎么管，成為專家熱議的話題。
中國數字經濟具有比較優勢，數字貿易尚有較大潛力
發展數字經濟，中國是否有優勢、優勢是什么？
在中外金融機構高端對話FIN-TALK論壇上，財政部原副部長朱光耀從不同經濟形態的不同生產要素入手抽絲剝繭，試圖分析數字經濟形態下，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要素。
“數字經濟最為關鍵和活躍的要素是數據。”朱光耀指出，認識到數據是數字經濟最關鍵的要素之一，我們就可以分析得出，在當今全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所處的地位和需要努力加以推進的關鍵要點。
說到比較優勢，最關鍵的就是在改革開放政策下，中國經過多年發展，國民經濟綜合實力不斷提高。“我們在全球擁有最快捷的交通基礎設施，進而產生了巨量的物流；我們擁有目前單一國別以通訊基站為代表的在全球覆蓋率最高的通訊基礎設施，進而產生了巨量的信息流；我們有廣泛的電子支付，產生了巨大的數據流。”“物流、信息流、數據流，是最寶貴的發展數字經濟的基礎。這是我們迄今為止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通過艱苦奮斗取得的比較優勢。”朱光耀說。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則分析了金融科技發展的三大動因：市場牽引、技術驅動和制度保障。他認為，這3個動因分別對應了3個國家：中國、美國和英國。李揚說，中國人多，薄利多銷。基于這樣背景下發展出來的金融科技可能技術含金量不夠、制度保障有一定缺陷，需要先進的技術和完善的制度來全面改造金融業，才能擁有真正強大的金融業。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指出，數字貿易是中國經濟進入“雙循環”時代后，服務貿易高質量開放的亮點。然而目前，中國經濟的數字貿易在全球的比例僅為4.5%，和我國數字經濟貿易發展體量不相匹配。這是未來發展的潛力。
支持數字經濟形態發展需要何種基本政策框架
應如何把握好中國數字經濟的潛力？朱光耀指出，基本政策框架中，有3個要素不可或缺。
一是數據的安全和數據的自由流動。縱觀世界，只有歐盟制定了數據隱私保護條例，從2018年開始在歐盟地區實施。美國號稱是數字第一大國，也只在加利福尼亞州實施了隱私保護條例。目前，被全球接受的關于數字安全和隱私保護的規則還未制定。這是未來最為重要的政策基礎設施。“我們應認真學習習近平主席的重要指示，抓住機遇，制定、完善中國的數據保護和隱私保護的有關規則。”朱光耀說。
他同時指出，在此基礎上，應該全面參與世界關于數字經濟特別是數據安全和保護的有關規則的制定，發出我們的聲音，發揮我們的作用，提出我們的建設性方案。“要特別警惕一些人提出所謂的清潔網絡的計劃，實際上是在分裂全球互聯網，是倒行逆施。”
二是數字稅收。數字經濟具有鮮明特點。數字稅收的問題，G20已作出關于國際稅收的政策部署，但進程受到美國單邊保護主義的干擾。朱光耀呼吁，希望根據G20授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對數字稅收作出政策建議，各國可以在此框架下進行實施。
三是數字貨幣。作為宏觀經濟框架的支柱之一，數字貨幣是任何一個經濟形態發展過程中都必須研究的問題。朱光耀認為，要在多邊框架下，對數字經濟進行研究。“我們要盡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題、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朱光耀說。
如何通過國際合作，打造數字貿易乃至數字經濟發展的共同準則？“這具有挑戰性，也是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考驗我們的智慧。”李稻葵呼吁，就公眾廣泛關心的公平稅收、隱私等公眾議題，同世界主要國家進行溝通探討、形成準則和合作格局。
如何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亂”
在本屆服貿會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前世界銀行資深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通信成本的大幅下降，促進了數字經濟的增長。有機構預估，數字經濟在全世界經濟中的占比已經達到22%左右。
“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新興科技，過去在經貿活動中只是錦上添花，未來卻可能必不可少。”在9月5日舉行的數字貿易發展趨勢和前沿高峰論壇上，騰訊首席運營官任宇昕說，“疫情常態化，客觀上加快了人類活動向數字化世界的進展。這讓數字技術在國際經貿活動中變得越來越重要。隨著各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數字貿易正在引領全球貿易的升級迭代。貿易方式與貿易對象的數字化，逐漸成為新趨勢。”
“在當下，任何東西沾上數字兩個字，身價就水漲船高。數字醫療、數字教育、數字支付……你能想象的，都能數字化。這樣的情況讓人想起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任何上市公司在名稱前面加上‘e’或在結尾加上‘.com’，都會引人注目。”香港金融發展局主席李律仁的發言，既指出數字經濟當前的熱潮，又揭示了其中暗含的風險。
李律仁指出，歷史告訴我們，當大部分人一窩蜂做一件事的時候，很可能已經達到高峰或者高峰已過，相關紅利可能消退。“我們沒法承受數字經濟的崩潰，所以必須謹慎評估其中的風險，做好謹慎的防御。”
具體說來，如何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亂”？李律仁介紹說，在這方面，香港有一些經驗可以參考。
“香港金融監管并非著眼于‘不準’，而是著眼于能夠適當幫助做什么。”他說，香港于2016年設立監管沙盒，讓金融機構在受控的環境下，收集關于金融科技產品的信息、實際數據和用戶意見，以便對其構思的金融產品服務進行改善。另一個監管與市場發展并重的例子是新經濟公司上市的制度改革。2014年起，港交所就“同股不同權”收集業界意見，辯論最為激烈的一個問題就是投資者保障。2018年，港交所改變上市制度，允許尚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和采用不同投票架構的新經濟公司來香港上市。
9月7日，阿里巴巴和小米集團兩只“新經濟”股被納入恒生指數，分別占比5%及3%，“新經濟”權重進一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