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態經濟增長”是指即使沒有大力度的宏觀政策支持也能持續增長的狀態，穩步走向新的發展格局—— 回歸“常態經濟增長”
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經濟增長態勢？2020年的疫情使各國經濟受到很大沖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其稱之為“大封城”，與歷史上的“大蕭條”“大衰退”相對應，去年中國經濟成功實現“V型”反彈，復蘇速度之快遠超預期。
更加可持續地“常態增長”
2021年經濟政策的目標可能還是要關注經濟增速，但更重要的是讓經濟快速、平穩地回歸“常態增長”，更加可持續地“常態增長”。但這個“常態”不是一個靜態的概念：一方面，要回歸到即使沒有大力度的宏觀政策支持也能持續增長的狀態；另一方面，經濟要穩步走向新的發展格局，只有這樣，經濟增長才有可能持續。
在2021年，需要重點關注以下三個方面的政策。
第一，要有效控制住疫情，在正常生產經營和有效控制疫情之間達成平衡。總體來說，今年疫情帶來的挑戰要低于去年；但即使如此，新增病例對市場和社會的信心還是會產生很大影響。去年我國疫情控制得非常好，但受人口大規模的影響，今年疫苗的運用速度可能落后于歐美國家。如果出現這個情況，也可能會影響我國的經濟表現。因此，控制疫情可能還是要管控和疫苗雙管齊下。
第二，宏觀經濟政策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繼續支持經濟增長。這一政策定位的內涵，就是今年的經濟復蘇還會繼續，但復蘇的基礎還不是很牢固，所以宏觀政策還要進一步為經濟增長提供支持，但政策力度可能會有一些調整。雖然今年經濟增長的態勢已經發生變化，但保持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非常重要，也就是積極的財政政策還要積極、穩健的貨幣政策還要繼續穩健、對中小微企業的金融支持還要持續，也就是“不急轉彎”。但今年的經濟形勢好于去年，進一步加大宏觀政策支持力度的必要性已經明顯下降。所以宏觀政策的支持力度可能會有所調整，但退出是一個很緩慢的過程。此外，宏觀政策也要顧及應對政策后遺癥，尤其是金融風險，因為這不僅關乎金融穩定，也事關下一輪經濟增長的持續性。
第三，推進改革，重建“常態增長”的基礎，推動走向經濟發展新格局。要從“非常態”復蘇走向“常態增長”，歸根結底，還是要挖掘三駕馬車的動能，以此推動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對此，構建“雙循環”發展格局極為重要。以國內經濟大循環為主。這方面工作雖然難以在一年內達成，但也是回歸常態增長必不可少的步驟，這涉及如何刺激消費、推動產業升級。從消費來看，中長期前景比較樂觀，但短期消費相對疲軟。去年消費增長趕不上GDP增長，背后的因素很多，比如收入分配不平等、社保體系不健全、城市化水平偏低等。如果這些問題能得到顯著改善，讓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趕上甚至超過GDP增速，中國消費品市場的前景是非常樂觀的，它不但可以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甚至可能成為新的國際經濟大循環的重要引擎。
堅持市場化改革的大方向
在構建“雙循環”發展格局的過程中，會涉及如何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的問題，這當然不是一個短期問題，但有兩個方面的因素使它現在變得更加突出。2020年，中國是對疫情控制最有效的國家，所以經濟復蘇也最快，我們都深感自豪，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夸大“政府管控”在經濟中作用的樂觀情緒。與此同時，現在我們在國際經濟關系中遇到很大的困難，特別是在技術領域。這樣似乎又進一步增強了對“自主創新”特別是政府作用的期待。
對于這個問題，我們一定要把它放在大的格局中來分析。政府管控能力在應對危機時有明顯優勢，但不一定能夠替代經濟發展過程中市場機制的作用，在面對創新與產業升級的挑戰時，更是如此。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是一個永久性的話題。最好的模式當然是相互配合，即所謂的“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結合。但“有為”到什么程度合適？仍然值得討論。需要避免的是在后疫情時期形成對政府作用的過度化，資源配置與定價的功能還是應該由市場來承擔。
比如2011年以后，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產業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很多制造業企業在成本上升以后都做不下去。但現在再去看，那里的企業都是生龍活虎的，一部分難以為繼的企業已經關掉了，剩下的通過升級換代挺過來了，再加上一大批新的企業。說穿了，其實就是市場機制在發揮有效的作用，而政府則提供了必要的競爭環境以及一些政策支持。而在一些地區，企業做不下去了也關不掉，資源大多控制在政府的手里，企業家沒有關系做不成任何事情。因此，經濟轉型難就是很正常的現象。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