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美國等西方國家不斷制造貿易摩擦，加上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對如何應對“需求收縮”與“供給沖擊”，我在本專欄寫文章分析過；這里再說說“預期轉弱”問題，而且重點討論怎樣穩定企業家預期。
從字面上理解，“預期轉弱”是指人們對經濟前景的看法不如從前，信心有所減弱。可從兩個角度觀察：一是從消費者角度看，若消費者預感到自己未來的收入會下降，從現在起就可能縮減消費，導致消費需求萎縮；另一個是從企業家角度看，若企業家認為未來投資的風險會加大，則會收縮投資，導致投資需求不足。
需要解釋的是，人們的預期是由什么決定的？經濟學者歷來重視研究預期，上世紀70年代前，大家關注的是“適應性預期”。所謂適應性預期，即人們根據以往的經驗，對未來的變化作試錯性的推測。比如歷史上經濟增長率較低的年份，失業率往往比較高。根據這一經驗，若今年經濟增長放緩，人們會預期失業率上升。
到了20世紀70年代，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否定“適應性預期”，提出了“理性預期假說”。理性預期是指“邏輯預期”。通俗地講，是指人們利用已掌握的信息，根據邏輯對未來的變化作推測。舉個例子，若政府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人們便可推測會出現通脹；通脹出現后，則可推測央行可能加息；而央行一旦加息，又可推測股市會下挫。此類預期，即為理性預期。
在我看來，以上兩種預期并非完全對立，現實中可以同時采用。事實上，無論“適應性預期”還是“理性預期”，都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存在決定預期。適應性預期需以經驗事實為依據；而理性預期對未來變化作邏輯推測，其實也不能脫離經驗事實。要知道，“邏輯”不過是對客觀事物因果關系的一種理論提煉而已。
理解了“預期”的含義，再來討論企業家預期。要說明的是，我這里所說的企業家，是特指民營企業家。企業家作為理性人，推測未來當然要根據經驗和邏輯。問題是他們會依據哪些經驗呢？為寫這篇文章，我訪談過20多位相熟的企業家，他們的回答大同小異，歸納起來有三方面：一是個人財產是否安全；二是營商環境是否有利于民營企業公平競爭；三是國家方針政策是否穩定。
那么企業家推測未來的邏輯是什么？當然是在特定約束條件下追求最大利潤。企業家在商言商，希望賺錢無可厚非。這就是說，如果企業家相信自己的財產權不會受到侵犯、市場競爭環境公平，而且也相信政府支持民營經濟的政策不會改變，他們對企業前景則會有樂觀的預期。否則，預期將會轉弱，甚至喪失信心。
換位思考，假若我是企業家，對企業前景也會這樣推測。有一個可以佐證的例子，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方談話時講：“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一百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讀者要仔細體會這段話，其中包含了三層意思：保護企業家（財產）、保護公平競爭、政策不能變。
鄧小平講這番話，當然是給民營企業家吃定心丸，提振企業家信心，果不其然，1992年后，國內民營經濟發展突飛猛進。有數據顯示，民營企業對國家稅收的貢獻現已超過50%，國民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對外直接投資均超過了60%，高新技術企業占比超過了70%，城鎮就業超過了80%，而企業數量占比達到了90%。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目前企業家預期卻有轉弱的跡象。照理不應該出現這種情況。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明確：“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并指出：“國家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而且，國家支持引導非公經濟發展的方針也沒有動搖過。
問題出在哪里？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當然是重要原因，但并非關鍵原因。據我所知，關鍵原因是民營企業家安全感和公平感的預期轉弱。現在社會上確實有人對民營經濟存在偏見，不僅錯誤解讀或曲解中央精神，甚至用個別企業出現的違法事件，從整體上否定民營經濟。企業家當然會持觀望態度。
在2018年11月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批評說：“一段時間以來，社會上有的人發表了一些否定、懷疑民營經濟的言論。比如，有的人提出所謂‘民營經濟離場論’，說民營經濟已經完成使命，要退出歷史舞臺；有人提出所謂‘新公私合營論’，把現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為新一輪‘公私合營’；有的人說加強企業黨建和工會工作是要對民營企業進行控制，等等。這些說法是完全錯誤的，不符合黨的大政方針。”并多次強調：“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
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擲地有聲，可否定民營經濟的言論至今仍有不小的市場。怎么辦？當年鄧小平力排眾議，保護一個年廣久，帶動了民營經濟異軍突起。由此看，當前要穩定企業家預期，同樣要保護企業家。在打擊企業不正當競爭的同時，應依法糾正冤假錯案，為受到不公平對待的企業家撐腰；并通過典型案例，繼續釋放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經濟發展的強烈信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