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工智能算法滲透司法決策、量子計算威脅傳統加密體系、腦機接口模糊人機邊界、神經植入設備可干預人類認知時，全球科技安全治理面臨前所未有的復雜挑戰。世界經濟論壇《2025年全球技術風險指數》顯示，技術失控風險已超越氣候變化和地緣沖突，成為人類文明存續的首要威脅。在此背景下，強化動態、彈性、前瞻性的科技安全治理能力建設，已成為國際社會的戰略任務。
完善科技安全治理范式
從“被動防御”到“主動免疫”，構建數字時代的“技術抗體”。傳統治理模式依賴事后追責與合規審查，已經難以應對技術風險的突發性與跨界性。2023年ChatGPT-4通過生成視頻圖像，讓西班牙、法國政客“說出”自己原本沒有說過的話，生成政治謠言，引發社會動蕩，即是證明。歐盟為此推出“AI實時監測沙盒”，通過植入算法的117個倫理探針，將風險識別速度從小時級壓縮至900毫秒。這種“數字免疫系統”標志著治理理念的根本轉變——通過技術手段實現風險的自主感知與前置攔截。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啟動的“AI防火墻計劃”，開發出能夠實時監控軍事AI系統決策邏輯的“透明層”。該技術通過追蹤算法決策路徑中的異常節點，在2024年某無人機集群演習中，成功阻止因數據污染導致的誤攻擊指令。
從“碎片管控”到“系統韌性”，解構技術鏈的蝴蝶效應。科技安全風險已形成“技術鏈-產業鏈-治理鏈”的復雜耦合。美國《芯片法案》筑起的技術鐵幕，因馬來西亞封測工廠火災瞬間崩塌，直接引發2300億美元經濟損失。日本提出的“蜂巢式韌性模型”提供新思路，通過構建跨國產業聯盟的共享數據庫，實現關鍵材料庫存、技術替代方案、物流備用路線的實時可視化，使供應鏈中斷恢復時間縮短58%。該模型的核心在于“去中心化冗余設計”。例如，在應對稀土供應鏈風險時，日本聯合澳大利亞、加拿大建立“戰略礦產應急網絡”，每個節點存儲其他成員所需礦產的30天儲備量，并通過智能合約自動觸發補給。這種設計在2023年馬達加斯加石墨出口中斷事件中，保障了全球鋰電池生產連續運轉。
從“靜態規則”到“動態適應”，跨越治理的時空鴻溝。世界經濟論壇主導的“自適應監管協議”嘗試破解困局，建立區塊鏈賦能的“監管沙盒2.0”，允許企業在封閉環境進行技術突破，監管部門通過實時數據追蹤動態調整合規邊界。該機制使德國柏林成為全球首個批準L5級無人駕駛商業運營的城市。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監管即服務”平臺將此理念轉化為操作工具。開發者上傳技術參數后，系統自動生成包含100多項指標的合規性報告，并推薦最優風險緩釋方案。在醫療AI領域，該平臺使產品上市周期縮短40%，同時將臨床事故率控制在0.07%以下，創造了監管效能躍升的經典案例。
提升科技安全治理能力
提升神經末梢風險感知能力，構建全生命周期風險監控網絡。在預研階段的“倫理嵌入”工程層面，加拿大滑鐵盧大學開發的“價值敏感設計工具包”，將隱私保護、公平性等10余項倫理參數轉化為技術設計約束條件。歐盟“地平線歐洲”計劃已將其列為科研資助的強制要求，某生物識別項目因未通過“算法歧視性檢測”被終止1.2億歐元撥款。在應用階段的“壓力測試”機制層面，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AI偏見壓力測試”，通過構建包含2000個邊緣案例的測試庫（涵蓋難民、非正規就業者等數據盲區），將信貸評估系統的決策偏差率壓縮至0.3%以下。該機制的關鍵創新在于引入“對抗性數據生成”技術，自動創造超出訓練集范疇的極端場景。
提升全球協同響應能力，編織風險響應天網。在風險補償基金方面，非洲聯盟設立的“技術轉移風險池”，要求技術輸出方按交易額2%繳納保證金，用于應對可能引發的生態或社會問題。基金在2023年轉基因作物失控事件中，不僅向10萬農戶支付了1.2億美元賠償，還資助建立了300公里生物隔離帶，開創了“先補償后修復”的治理新模式。在應急響應網絡方面，國際電信聯盟的“數字天災響應系統”，通過整合SpaceX、OneWeb等商業衛星資源，形成覆蓋全球的應急通信儲備網絡。在2024年太平洋海嘯救援中，該系統72小時內恢復災區90%通信能力，比傳統救災模式效率提升400%。在知識共享平臺方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全球技術倫理數據庫”，不僅收錄42個國家126個治理案例，其AI分析模塊還能生成定制化改造建議。印度尼西亞據此將歐盟AI倫理準則與本土“村落協商”傳統結合，創造出獨特的社區技術審查制度，使農業無人機項目的社會接受度提升至87%。
拓寬科技安全治理路徑
構建技術治理的“數字孿生”，防控預見性風險。德國弗勞恩霍夫研究所開發的“治理模擬系統”，通過數字孿生技術預演新技術的社會影響。在合成生物學監管實驗中，該系統成功預測基因驅動技術可能導致的物種滅絕鏈式反應，推動國際社會將此類研究納入《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監管范圍。數字孿生系統正在向“預測-干預”一體化演進。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搭建的“社會影響推演平臺”，能夠模擬新技術對就業、文化認同等維度的長期影響。在荷蘭政府評估自動駕駛出租車政策時，該平臺預測未來十年將有12%的傳統司機陷入結構性失業，促使政府提前啟動職業轉型培訓計劃。
培育跨學科治理人才，破解“技術-政策”的認知鴻溝。麻省理工學院設立的技術治理工程專業，要求學生同時掌握機器學習、法律經濟學、風險心理學三重知識體系。其開發的政策編譯器工具，可將法律條文轉化為算法可識別的約束條件，已在自動駕駛倫理決策系統中投入應用。斯坦福大學推出的技術政策實驗室，采用“雙導師制”培養模式，每名學生配備一名技術專家與一名政策制定者作為聯合導師。實驗室還與硅谷企業合作開展實景教學，如2024年組織學生對社交媒體平臺X的內容審核算法進行逆向工程與合規性評估。
科技安全治理能力建設絕非簡單的規則修補，而是人類文明存續的基礎工程。當技術進化速度超越社會組織適應能力時，需要在認知層面構建風險共識、在制度層面設計彈性框架、在操作層面部署自適應系統。歷史經驗表明，真正的技術文明進步，必然是安全紅線與創新活力動態平衡的產物。唯有將科技安全治理能力鍛造為技術創新的“共生體”，方能在顛覆性變革浪潮中守住人類文明的前進方向。
（作者：李輝、萬勁波，分別系北京市科學技術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