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對新質生產力的主要特征、發展動因、體制機制創新等作出了深刻闡述，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系統回答了“什么是新質生產力、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

關于新型生產關系的基本認識和基本觀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新質生產力的顯著特點是創新”。創新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其中之一是管理和制度層面的創新。

根據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重塑并形成新型生產關系，從制度創新的角度來說，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基本路徑就是堅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創造更健全的體制機制。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在部署改革任務時，又將“健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專列出來，這與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個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黨的基本路線要求和發展是硬道理等基本認識是一致的。總的原則就是：經濟是基礎，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是根本目的。

從我國的改革歷程來看，我們取得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改革要始終緊緊扣住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發展是硬道理。在經濟體制改革基礎上，推進各方面改革形成一個系統的有機整體，避免出現一盤散沙或者改革任務的簡單堆砌，片面推進、單方面突進都不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改革一定是有邏輯關系的，這個邏輯關系從方法上來說，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序幕。這次全會的一個突出貢獻就是從過去以階級斗爭為綱，回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確路線上來，也正是從這個角度來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我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由此開始，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們對我國國情形成了科學認識，明確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開始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從根本上改革農村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探索農村集體所有制新的實現形式，取得了明顯成效。農村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對改革的熱情，也堅定了全黨對改革的信心。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將改革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在城鄉全面鋪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的，是打破當時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和束縛，實現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要全面深化改革。黨的十八大報告正式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這個時候進行改革，既突出“全面”，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也包括我國實現現代化所需要的各個方面；又強調“深化”，要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明確經濟體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同時仍然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明確經濟體制改革仍然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可見，在制度創新過程中，對改革這項系統工程，尤其是對經濟體制改革在整個改革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們的認識是不斷深化的，一方面是因為我們黨始終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另一方面也體現了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尤其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客觀規律認識的升華。

因此，要形成新型生產關系，就需要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生產關系的核心內容仍然是經濟改革，主要是基本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的改革，這與上層建筑緊密相關。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強調，要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對立統一的基本觀點，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新征程，最終形成和發展新質生產力。

形成新型生產關系面臨的時代要求。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的形成與完善以生產力的時代性為前提和基礎。新質生產力發展或者說生產力進步是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而出現的，這個時代性特征就突出表現為數字化，數字化對新型生產關系提出了全面變革的要求。

首先，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對基本經濟制度提出了變革要求。數字化對基本經濟制度帶來的挑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關于生產資料所有制。一直以來，我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始終堅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而要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一個重要前提就是產權邊界清晰。但在數字化時代，數據成為生產要素進入生產函數。一方面，由于數據天然地具有一定的公共品性質，界定其產權邊界的成本有時比不界定還要高，而且不同于物質生產資料隨消耗而減少的特性，數據的使用反而會使其價值增值，所以數據增值與數據生產、使用之間的界限很難劃分清楚；另一方面，數據作為生產要素進入市場又必須要有產權邊界，否則會導致市場無效率。在數據成為重要生產資料的情況下，如何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對數據既界定好合乎市場要求的產權邊界，又尊重其客觀的公共性質，是對現行所有制實現形式提出的新要求。二是關于分配制度。我國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鼓勵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數據作為生產要素參與分配，需要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按勞分配承認勞動存在差別，但勞動的差別不會太大，從而能夠保證分配公平。但隨著數字技術的飛速發展，數據的積累速度和對經濟的貢獻程度不僅比勞動更直接，甚至可能比物質資本貢獻更大，若要起到激勵作用，必然要給予相應的高報酬，如此可能會形成分配上的數字鴻溝，而且這一數字鴻溝的演化速度比物質資本要快得多。怎么解決數據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關系，是我們在分配制度方面遇到的新問題。三是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資源配置方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資源配置角度來說，核心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我們堅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關于政府作用，要做到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在數字化時代，數據的類型是多樣的，有些是私人性質的，有些屬于企業專利研究或商業機密，也有些具有公共性質。這些不同類型的數據，所要求的所有制是不一樣的，相應的管理體制也不一樣，需要根據數據的性質建立新型的所有制形式。這里面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數據作為資源，如何在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也就是說需要明確哪些數據屬于國家、其資源配置過程由政府調控，哪些屬于市場、需要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

其次，從微觀層面講，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對市場制度提出了變革要求。一是對企業治理制度的挑戰。隨著科技的突破性發展，人力資本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迅速增強，數據和技術作為生產要素對生產的貢獻日益顯著，資本與勞動的矛盾演變成人力資本、技術資本與物質資本的矛盾，勞動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也出現了新變化。如數字化用工平臺一方面解決了大量勞動者的就業問題，另一方面也帶來了就業不穩定、勞動者權益保障不到位的新問題。在數據要素、技術要素等的作用越來越強勢的條件下，如何實現企業權、責、利的統一，即如何體現社會主義社會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成為企業治理制度變革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二是對市場競爭機制的挑戰。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衡量標準是競爭秩序，競爭制度的核心就是等價交換。加快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不斷完善公平競爭制度，非常重視推進反壟斷。在我國，反壟斷不僅包括反市場主體實施的經濟性壟斷，也包括反行政主體實施的行政性壟斷。隨著信息化、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深入推進，數字化支撐的新型網絡化、平臺化壟斷比傳統企業壟斷的影響要大得多，而與過去簡單地以反不正當競爭為主的企業壟斷不同，技術創新所具有的專利性本身就具有排他性，反信息技術方面的壟斷如何界定技術創新獲得的巨額利潤是否屬于壟斷？界定不清搞“一刀切”，會削弱創新動力，影響企業創新活力，但也不能聽之任之，否則就會影響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健康發展。

最后，從宏觀層面講，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對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提出了變革要求。一是關于發揮國家戰略規劃的引領作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關于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首先強調的就是“完善國家戰略規劃體系和政策統籌協調機制”。國家戰略規劃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是我國的一大特點和優勢，以國家戰略規劃為引領，我國通過舉國體制取得了一系列舉世矚目的重大成就。要繼續發揮國家宏觀經濟治理的有效性，堅持國家戰略規劃的引領作用，一個重要前提就是不斷提高對信息的掌握程度。信息數據化達到一定高度以后，會使國家掌握更多更全面的信息，有利于保障戰略規劃的科學性，但發現和掌握信息的同時也會制造新的信息，具有不確定性的一面，由此導致政府和市場關系進一步復雜化。在信息化、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時代，如何有效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政府成為信息中心和數據資源掌握中心能否替代市場？這同樣成為當前面臨的一道難題。二是關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在信息化、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時代，由于勞動者的人力資本提升跟不上產業變革的速度，在社會層面會出現結構性失業問題，貝弗里奇曲線代替菲利普斯曲線，即失業與空位并存，這一矛盾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過程中將會非常尖銳。同時，用工平臺化也造成了就業的不穩定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對立與摩擦。這就對財稅體制的托底作用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三是關于貨幣政策。當前，區塊鏈技術的發展為數字貨幣的出現與使用提供了技術基礎。貨幣的本質是一般等價物，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交換的中介，但貨幣發行和貨幣信用是以國家信用為支撐的，是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發揮積極作用的表現。所以，數字貨幣對傳統貨幣制度的最深刻挑戰是廢除國家信用，由此產生了對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一個根本性顛覆。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國家一級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