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播客的復興不僅是媒介形態的迭代，更是人類對“聲音敘事”的本能回歸。從傳播內容來看，播客覆蓋了從新聞、故事、科技、財經、哲學到小眾愛好等各個垂直領域，滿足了用戶高度個性化的需求。從社會需求和社會心理而言，播客是“視覺沖擊”與”信息轟炸”時代對抗信息過載的“慢媒介”，其自主、多元且有深度的內容消費方式，也更加契合了現代人對“專注時間”的渴望，也是現代人對抗焦慮與尋求安慰、共鳴的重要媒介。播客的復興一定程度上顛覆了傳統的聲音秩序與聲音權威，帶來了公共議題的民間表達，由此也促進了思想與觀念的變革，重塑了我們的聽覺文化。
【關鍵詞】播客 耳朵經濟 聲音美學 青年 【中圖分類號】G206.2 【文獻標識碼】A
在人類傳播史上，早于文字與圖畫，聲音可謂最古老的傳播媒介。從語言、歌唱到音樂，聲音傳播始終在人類的社會溝通與公共交往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人類的聲音傳播隨著媒介技術的演進而不斷變化，電話和廣播的出現是人類聲音傳播史上的重要突破，而互聯網時代出現的“播客”（Podcast），則再一次開創了人類聲音傳播的新紀元。
從傳播學的角度看，播客可以看作是一種數字時代人類聲音傳播的新形態、新方式。播客綜合了電話、廣播和互聯網傳播的優勢，借助于聲音和社交媒體實現了人與人之間新的連接。近些年來，在世界范圍內，播客以其豐富的傳播內容和獨特的媒介形式，成為越來越多人獲取知識、交友及娛樂的新寵。從收聽新聞、投資理財到休閑消遣，從專業領域到日常生活，播客以其獨特的魅力，構建了一個充滿無限可能的音頻世界。在中國，早在2022年，中文播客的節目數量就已經突破了2.5萬檔，2024年以來，中文播客節目的數量較三年前增長了6倍，聽眾數量超過了2.2億。“小宇宙”“喜馬拉雅”“蜻蜓”等播客App擁有龐大的收聽人群。可以說，播客開啟了一個全新的“聽覺世界”，彰顯和傳遞了聲音的魅力與無限可能。中文播客的用戶畫像呈現“年輕”“高知”的特點，已成為當下城市青年的重要集散地。在“播客復興”的背景下，不僅年輕人“聞聲而動”，擁抱播客，各路資本和技術企業也在“聞聲而動”，加大對這一領域的投資和布局。據艾媒咨詢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在線音頻用戶規模達到5.4億人，聲音經濟產業市場同比增長10.2%，規模達5688.2億元，預計2029年將突破7400億元。毫無疑問，播客經濟將會是資本市場的下一個風口。那么，為什么在“視覺為王”的時代，主打聽覺的播客卻得以復興并受到追捧？新技術場景下的“耳語”與“對話”對于人類的聲音傳播而言，又意味著什么？這一問題值得我們深入分析。
復興口語傳統的“耳語式”傳播：播客媒介的新特征
播客（Podcast）這一概念誕生于2004年，其英文是“iPod”（便攜式蘋果播放器）與“Broadcasting”（廣播）的合成詞。起初，播客是指經由網絡和自動訂閱系統（RSS，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接收和發送音頻文件的一種網絡服務。隨著技術的發展進步與傳播內容的擴展流變，播客的內涵與外延得以不斷豐富，越來越成為移動互聯網時代一種多元、滿足個體需求的數字化音頻媒介形態，包括知識付費收聽、音頻直播、泛音頻平臺、UGC主播等都可以統稱為播客。與傳統聲音傳播不同，播客誕生于互聯網時代，復興于算法主導的社交媒體時代，因此其聲音傳播具有鮮明的互聯網屬性和社交屬性。
首先，與工業革命時代的廣播“單向傳播”方式不同，播客依托互聯網技術，實現了“頻譜資源”的海量化，其傳播形態也不是簡單的“互聯網廣播”（FM的網絡版），而是實現了聲音傳播的可錄制、可分發、可匹配。在播客平臺上，我們可以將收聽到的聲音進行網絡存儲，隨時調用收聽，我們也可以利用互聯網的聲音提取與文字轉換技術，將這些聲音轉換為可見性的文字。這種技術特性是傳統廣播與傳統收音機所不具備的。與傳統廣播相比，播客具有更多的參與性和“雙向反饋”性，如音樂流媒體平臺Spotify的“播客評論區”功能使30%的用戶因他人評論而嘗試新節目?；谒惴ㄔ恚タ瓦€能夠實現傳播內容的精準分發與個性化訂制。“按需分發、按需訂制”，每一個人都可以有選擇地收聽自己感興趣的內容，在網絡算法推薦的輔助下，實現傳播者和受眾的精準匹配。
其次，播客具有較強的社交屬性，是一種“聲音社交”的新媒介、新方式。在播客平臺，不僅主播和聽眾之間存在著“擬社會交往”和親密互動，受眾之間也能夠結成網絡社群。如喜瑪拉雅等中文播客就具有極強的互動性，作為社會情感的紐帶，中文播客“通過基于認同的圈層傳播搭建起理性對話，深度交流的數字化公共空間。”依托社交媒體的嵌入，播客建構了一種“社群化”的聲音生態。通過垂直細分內容、聽眾互動，建立聽眾群以及線下粉絲集會等方式，播客形成了基于興趣的“聲音部落”，重構了傳播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預言的“地球村”形態。
最后，播客復現了“耳語式傳播”，創造了一種新的聲音美學。播客復興了人類最原始的口語敘事傳統，其深度對話的流行，呼應了傳播學者沃爾特·翁（Walter Ong）提出的“次生口語文化”——技術時代的口語復興。以故事講述類播客為例，播客敘事的聲音具有“沉浸式傳播”的特點，通過多軌混音、環境音效、敘事節奏控制。播客的“私人訂制聽覺”創造了“耳朵里的劇場”。從受眾的角度看，播客的收聽也具有一定的私密性和伴隨性，聽眾不再是被動接受信息，而是可以主動選擇主播和節目，構建想象空間。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杰納西奧分校的媒體研究教授馬丁·斯皮內利（Martin Spinelli）和資深的播客制作人蘭斯·丹（Lance Dann）在《播客：音頻媒體革命》（Podcasting: The Audio Media Revolution）一書中曾詳細描述了播客的制作、傳播、收聽與參與模式，他們概括了播客不同于傳統廣播的11項特征，如耳機收聽、移動媒體、播放控制、受眾參與、利基市場、社交媒體、創作自由、免費增值模式、無固定文本、無時間和調度限制等，呈現了播客媒介的總體特征?？梢哉f，播客的復興不僅是數字技術發展的產物，更是人類聲音傳播史上的一次深刻變革。它重構了聲音的生產、傳播與消費方式，標志著從“大眾廣播時代”向“個性化音頻時代”的巨大跨越。
聲音的共鳴與共享：播客復興的技術與社會成因
播客在互聯網和智能移動接收端上實現了聲音的共鳴與共享，其復興既有媒介技術層面的原因，也有社會需求和社會心理層面的因素，播客平臺的商業化運營則是播客復興的重要推動力。
從技術層面而言，移動互聯網的應用和智能手機的普及使“點對點”的聲音傳播成為可能。一部手機、一臺車載收聽設備，加上一幅耳機，聽眾就能夠接入播客，實現隨時隨地收聽。而從制作播客節目的主播而言，媒介技術的進步有效地降低了播客的準入門檻，低價甚至免費的錄音軟件（如Audacity）以及AI輔助工具（如語音轉文字、自動剪輯、自動轉錄、語音合成）的出現，大大降低了開設播客門檻，個人創作者因此大量涌現，極大地豐富了播客的內容和風格形態。流媒體平臺將社交媒體和算法機制引入播客媒介，則使得播客成為一種“圈層化”傳播的平臺，給用戶帶來了全新的體驗。不論國外的Apple Podcasts、Spotify、Google Podcasts，還是國內的小宇宙、荔枝、蜻蜓等播客平臺，他們都通過算法推薦、個性化訂閱和與社交跨平臺整合，來實現主播與聽眾、聽眾與好友之間的聲音共鳴與共享。
從社會需求和社會心理而言，播客則是“視覺沖擊”與“信息轟炸”時代對抗信息過載的“慢媒介”，有效地契合了用戶需求和受眾心理。播客的私人化收聽實現了受眾“碎片化時間”的有效填充和利用。在通勤、健身和家務等生活場景中，播客提供了比短視頻更為便捷的信息獲取渠道，其自主、多元且有深度的內容消費方式，也更加契合了現代人對“專注時間”的渴望。從傳播內容來看，播客覆蓋了從新聞、故事、科技、財經、哲學到小眾愛好（如昆蟲學、博物學）等各個垂直領域，滿足了用戶高度個性化的需求。
播客也是現代人對抗焦慮與尋求安慰與共鳴的重要媒介。比之于視覺媒介，耳邊的聲音更具有撫慰功能。2020年上線的“小宇宙”之所以能夠迅速爆火，很大原因就在于其在疫情期間，給封閉在家的、孤獨的年輕人，提供了聲音溫暖和心靈慰藉。社會壓力和普遍性的孤獨感需要排遣和傾訴，播客通過情感類、心理類的陪伴和“嘮嗑”，給人們提供了精神慰藉與實用建議，極具“情緒價值”，也因此成為中文播客平臺上廣受歡迎的節目。
商業潛力的開發與商業化模式的完善進一步提升了播客的影響力，推動了播客的復興和普及。為了給受眾提供更好的收聽體驗和更豐富的節目內容，各大播客平臺競相開發有聲資源，并進行引流和變現。以國內知名的播客平臺蜻蜓FM為例，除了整合3000多家廣播電臺，他們還開發了各種有聲書資源，將“學術書籍”“有聲讀物”“鬼吹燈系列”“郭德綱相聲”，以及各種新聞、音樂、段子等全部搜羅匯集，分門別類，供受眾選擇收聽。為了吸引人氣，“蜻蜓”還大力開發“頭部主播”，邀請各個領域的名人開播，其目前已匯集了超過12000位名人大咖、知名主播。作家、學者、明星的加盟，使播客的影響力日益增加。播客平臺的商業化運作，有效地滿足了受眾的需要。為了創造新的鏈接，各播客平臺也不遺余力，如與汽車企業進行合作，與微信等社交媒體打通等，這使得播客和各種智能移動設備實現了有機整合。播客節目切片能夠轉發至朋友圈，形成“聲音-圖文-社群”的傳播鏈，極大地促進了播客的勃興。
聲音的解放：播客復興的社會影響
從人類聲音傳播的歷史來看，聲音傳播是稍縱即逝的，由于受到物理因素的限制也無法遠距離傳播。留聲機和錄音機的出現使聲音傳播能夠克服時間的流逝得以保留，廣播的出現則使得聲音傳播可以克服物理距離而變得無遠弗屆。但留聲機也好，廣播也好，卻無法復現聲音的交流性這一人類聲音傳播的本質屬性。在聲音傳播的多元性和平等性上，傳統廣播也差強人意?；ヂ摼W時代播客的出現，不僅復現了聲音的交流性，也使得這種交流更加多元和開放。“一個世界，多種聲音”，隨著數字時代播客的復興，人類的聲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人類聲音傳播的潛力也得以最大程度地釋放出來。
播客的復興帶來了更加多元的聲音，也讓更多的人可以通過聲音來表達自己、呈現自我。如小宇宙上的播客“UP新青年”，其所標榜的就是“話題有深度，思想有溫度！從青春出發，以年輕態影響年輕人！身為后浪我們有話想說”。與傳統廣播的“高門檻、嚴監管”相比，播客的聲音傳播相對更加自由、更加多元，也更加自我。一定程度上，播客實現了“聲音的民主化”。播客平臺最為突出的特征即其UGC的聲音生產機制，人人可以開電臺，人人可以當主播。數據顯示，目前中文播客數量超4萬檔，其中個人創作者占65%。“小宇宙”之所以成為播客中的黑馬，和其“再小的個體，也有自己的品牌”的定位是分不開的。
播客成為少數群體發聲、交流的重要媒介平臺，帶來更加多元的聲音。例如被評為2020年度美國最佳播客的《Code Switch》就是一檔直面種族議題的播客節目，為少數族裔提供了討論平臺。我國由傅適野、張之琪、冷建國三位女性媒體人創辦的泛文化類播客《隨機波動》探討性別暴力、職場歧視等議題引發廣泛關注，有力地推動了公共討論。當個人用戶取代機構成為內容生產的主力，一定程度上瓦解傳統電臺的“專業主義霸權”。在主流話語中被忽視，甚至被污名化的群體得以發聲，其聲音可以通過播客平臺被更多人聽見。播客對聲音的解放不僅表現在內容上，也表現在聲音的形態上。在播客平臺上，各種形態的聲音都可以得到傳播和響應。與傳統廣播時代標準化的播音腔相比，播客的聲音更加個人化，也更加具有生活氣息。很多草根播客呈現的是更加“真實”的聲音，這種聲音不是來自于錄音棚，而是來自于真實的生活場景，可能存在著背景噪音（如汽車喇叭聲），也可能帶著呼吸聲、咳嗽或即興的停頓。盡管他們的發音可能并不標準，但卻更易讓聽眾產生情感共鳴。聲音的“不完美”反而成了播客的魅力來源，瓦解了傳統的聲音等級制度。如美國播客節目《The Moth》，其講述的聲音來自普通人，他們用自己的聲音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歷，每個故事都是未經修飾的個人敘述?！禩he Moth》的全球爆紅，充分證明了“未經訓練的聲音”同樣具有感染力，也重塑了“誰有資格發聲”的認知。正是播客，將聲音的“人性化”特質重新激活，顯示了其強大而持久的生命力。
播客也使方言和方言類節目得以興盛，鄉音播客通過“聽覺”喚起和保存獨特的“文化記憶”。不同語言、不同地區的創作者，也可以在播客中制作本土化的內容，打造出與眾不同的“聲音部落”文化。如《人間布洛芬》用四川話講述市井故事，《圍爐白話》以粵語討論嶺南文化，有效地中和和消解了普通話主導下的“聲音同質化”。
可以說，播客的出現帶來了一種重要的解放力量。播客的復興不僅解放了我們的雙眼、雙手和耳朵，也解放了那些被邊緣化的、被忽視了的聲音，使沉默者變得不再沉默。正如論者所指出的，播客是傳統廣播的顛覆者，它對傳統媒體“反叛”表象的背后所隱喻的是對信息傳播方式及以之為媒所衍生的信息傳播權力的變革。著名媒介哲學家麥克盧漢曾將缺乏受眾參與的傳統廣播視為“冷媒介”，但播客的出現卻改變了廣播的“冷媒介”的性質，使其成為一個需要調動受眾和多種感官參與的“熱媒介”。這樣一種“熱媒介”也是一種更加多元和開放的媒介。這種多元開放的聲音有利于消除不同群體之間的隔閡，有利于社會溝通，帶來更多的社會理解和社會寬容。播客的多元內容也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社會的知識鴻溝，打破知識與思想的壁壘，促進知識的流動。
播客與聲音傳播的未來
播客的復興不僅是媒介形態的迭代，更是人類對“聲音敘事”的本能回歸。它以“低干擾、高沉浸”的特點重塑了信息傳播的邏輯，在碎片化時代重新構建了深度連接的可能。播客通過新媒介技術，整合了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的優勢，呼應了智能媒體時代的社會需求，激發了聲音傳播的潛力，極有可能從“邊緣媒體”躍升為下一代“主流文化基礎設施”的一部分。
作為“耳朵經濟”的產物和引領者，播客的復興代表了聲音媒介的重新崛起。從社會層面來看，播客的勃興，既是城市化與現代化進程中對抗“孤獨經濟”的產物，也是技術平權下的產物。從“機構壟斷”到“草根言說”，從“宏大敘事”到“微觀聲音檔案”，播客的復興一定程度上顛覆了傳統的聲音秩序與聲音權威，帶來了公共議題的民間表達，由此也促進了思想與觀念的變革，重塑了我們的聽覺文化。
播客的復興，也改變著人們獲取信息與知識的方式，促進了知識的流通、共享與情感共鳴。相比于文字閱讀，只需要“聽”的播客學習大大降低了知識獲取的門檻，各類免費知識播客與付費播客的存在與使用，將使文化資源更加普惠化，縮小不同群體之間的信息鴻溝。當然，在樂觀之余我們也應當看到，播客在解構傳統聽覺秩序的同時，也在算法與資本的裹挾下形成了新的“文化折疊”。這些問題表現在播客平臺的集中化、內容生產的“同質化”，以及虛假信息、版權糾紛、隱私風險以及信息繭房等諸多方面。未來隨著AIGC語音克隆（如“AI魯迅”播客）和VR全景聲技術的普及，播客平臺上的聲音文化可能走向“超現實聽覺”與“返祖式口語”的雙重極端，這也是我們需要注意和著力防范的問題。但無論如何，這場“耳朵里的革命”已然改寫了我們的聆聽方式，也拉開了人類聲音傳播的新紀元。
（作者為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大突發事件中農村應急廣播的角色、功能與建設研究”(項目編號：20xWB001)項目成果】
【參考文獻】
①史安斌、薛瑾：《播客的興盛與傳媒業的音頻轉向》，《青年記者》，2018年第16期。
②李雪嬌、胡泳：《聽覺復興：從“媒介四定律”看中文播客的解構與重構》，《中國編輯》，2022年第12期。
③Martin Spinelli&Lance Dann.Podcasting: The Audio Media Revoluti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9.
④王長瀟、劉瑞一：《從播客到移動音頻媒體：賦權的回歸與場景的凸顯》，《新聞大學》，2019年第6期。
責編/李一丹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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