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 張俊偉
高質量發展不僅是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核心范疇，也是習近平經濟思想中具有標識性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面對極其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深刻領悟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論述，有利于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經濟發展所處的歷史方位和階段性特征，更加全面準確地把握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和邏輯主線，更加堅定有力地抓住機遇謀發展，努力把各方面積極因素轉化為發展實績，進一步鞏固經濟持續回升向好態勢，以高質量發展的確定性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不確定性。
關于高質量發展的理論探索與創新突破
進入新時代，伴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具有內在的邏輯性。從歷史邏輯看，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社會事業經歷了“快速發展、初步體現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受市場化改革沖擊、發展相對滯后”“政府主動彌補市場失靈、逐漸改變失衡局面”三個時期。黨的十八大以來，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條件十分有利。從理論邏輯看，我國在2010年前后開始整體步入工業化后期發展階段。大量國際經驗表明，這是主導產業更替、產業結構快速升級的時期，是經濟增長從投資驅動逐步轉向創新驅動和投資驅動并行的時期，是跨越“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拐點、生態環境趨于改善的時期，也是積極化解社會矛盾、加速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時期。產業升級、發展方式轉換、社會轉型是該發展階段的突出特色。從實踐邏輯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政府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同時長期的高速增長也積累了不少矛盾和問題，需要在繼續推動發展的過程中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可持續的問題，以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好地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推動高質量發展，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經濟發展形勢進行科學判斷，圍繞“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實現發展”創新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有力地指導和推動了經濟社會發展穩中有進、提質增效，形成了諸多邏輯嚴密、內涵豐富、意義重大的理論成果。
提出經濟新常態理論，吹響轉型發展的號角。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經濟新常態理論從消費、投資、出口等多方面闡述我國經濟發展出現的趨勢性變化，明確指出我國經濟運行將呈現一系列新特點。具體如：增長速度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從增量擴能為主轉為調整存量和做優增量并舉，發展動力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
提出新發展理念，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指明前進方向。在深刻總結國內外發展經驗、科學把握發展大勢的基礎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系統回答了高質量發展的目的、動力、方式、路徑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發展理念是發展行動的先導，各級領導干部把思想認識統一到新發展理念上來，明確了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目的是實現共同富裕，體現社會公平正義。高質量發展由創新驅動，增長動力來自于創新。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方法和路徑是協調發展，逐步消除發展不平衡現象；綠色發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開放發展，實現內外聯動。
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開出“結構優化升級”的政策藥方。面對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帶來的復雜局面，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是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基本的改革路徑則是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進一步增強供給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內容是“三去一降一補”（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以及與此相配套的“五支柱”政策體系框架（即“宏觀經濟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深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調整為“鞏固、增強、提升、暢通的“八字要求”，即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提升產業鏈水平，暢通國民經濟循環。
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實現安全發展。胸懷“兩個大局”，習近平總書記做出了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大決策。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為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把握發展主動權而布下的“先手棋”，其著眼點是更好地統籌發展和安全、確保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不被遲滯甚至中斷。新發展格局不是“閉關鎖國”的國內單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作為新發展格局主體的國內大循環，也不是各地區“各自為政、畫地為牢”，而是建立在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基礎之上。習近平總書記指明了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本路徑，即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加快科技自立自強、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優化升級、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提高人民生活品質、牢牢守住安全發展的底線。
站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高度，進一步闡明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基本理論問題。黨的二十大報告概括提出并深入闡述中國式現代化理論，明確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在2023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對推動高質量發展作出系統闡述，進一步明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最大的政治，高質量發展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首要任務；要依靠改革開放增強發展內生動力；要統籌好發展和安全，實現安全發展。
提出新質生產力理論，為加快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勁推動力和支撐力。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需求和重要著力點。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整合科技創新資源，引領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明確指出：“新質生產力的顯著特點是創新，既包括技術和業態模式層面的創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層面的創新。必須繼續做好創新這篇大文章，推動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這為各地區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指明了方向。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論述，系統回答了“為什么要推動高質量發展”“什么是高質量發展”“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發展與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關系”等重大理論問題，集中體現了我們黨對經濟發展規律特別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的深刻洞見，有力推動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為持續加快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實踐指引。
從質和量兩方面把握高質量發展的工作要求
高質量發展是質和量的有機統一。離開了結構優化和效益提升，經濟發展就會退到鋪攤子、上項目、靠投資驅動的粗放式增長老路上，難以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目標。反過來，可持續的較快增長是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離開了一定的增長速度，經濟發展的高質量便難以體現，甚至會導致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受到嚴重沖擊。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從質和量兩方面明確了高質量發展的工作要求。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論述，需要在做深做實“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上下功夫。
一方面，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是高質量發展的題中之義。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涉及范圍十分寬泛，在筆者看來，至少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構建支持全面創新的體制機制，加快增長動能轉換。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要靠科技現代化作支撐，實現高質量發展要靠科技創新培育新動能。”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科技研發工作，不斷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持續增加研發投入，使基礎研究得到強化，關鍵核心技術持續突破，戰略性新興產業不斷壯大，創新對經濟增長的支撐能力不斷增強。據統計，我國科技進步貢獻率已達到60%以上。按照國際通行標準，我國已邁入創新型國家行列。今后要加快構建支持全面創新的體制機制，全面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為此，教育領域要完善高校學科設置調整機制和人才培養模式，超常規布局急需學科專業，加強基礎學科、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建設和拔尖人才培養。科技研發領域要進一步健全新型科技舉國體制。加強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建設，優化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的定位和布局，推進科技創新央地協同，統籌建設各類科創平臺，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人才領域則要著力培養造就戰略科學家、一流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加快建設國家戰略人才力量等。
二是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建立現代化產業體系。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我們必須搶抓機遇，加快培育壯大新興產業，超前布局建設未來產業。要加強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加強新領域新賽道制度供給，建立未來產業投入增長機制，完善推動戰略性產業發展政策和治理體系，引導新質生產力健康有序發展。同時也要看到，以未來產業為例，具有產品市場接受度低、技術路線不確定、投資風險大、對高素質人才高度依賴等特點，發展新質生產力要堅持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不能一哄而上，搞千篇一律。要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當前，數據要素已成為繼土地、資本、人才之后的第四大生產要素。數據要素的崛起催化產生了新興產業和企業巨頭，同時也對傳統產業帶來深刻影響，改變了傳統產業的運行模式和商業場景。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路徑，既可能是數字企業向下滲透，用數字思維改造傳統產業；也可能是傳統企業向上攀升，用數字技術改造既有的生產流程、商業模式和商業場景。要突出重點，以關鍵行業（如代表性制造業）和重點領域（如共性產業平臺、公共服務設施）為抓手，推動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
三是統籌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推動城鄉融合發展。我國城鎮化率已達67%，部分沿海省份城鎮化率甚至超過70%。多種跡象表明，我國城市化進程的“納瑟姆曲線”拐點已經來臨。伴隨著發展步伐的放緩，我國城鎮化也將呈現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具體如：更加注重“以人為本”，通過補齊社會保障的短板，加快“人的城市化”步伐，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步伐；更加注重城市更新和城市適老化改造，盤活城市存量資源；更加注重城市地下綜合管廊建設和老舊管線改造升級，提高城市發展韌性，以及更加注重保障城市青年人口和外來人口的住房需求，加快構建新型城鎮住房體系等。城鎮化發展的新態勢要求以更大力度推動鄉村全面振興。要加快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推動農業適度規模化經營，因地制宜做好“土特產”文章，抓好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產保供，切實端牢十四億人口的飯碗；要引導新型農村合作組織健康發展，多渠道提高農業生產的經濟效益，不斷提高農民收入和農村居民社會保障水平；要增加投入推動鄉村改造，提升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不斷改善農民居住環境。
四是推動綠色低碳發展，加快發展方式轉型。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深入貫徹“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美麗中國”建設取得重大進展。今后要進一步健全生態環境治理體系，落實生態保護紅線管理制度，健全綠色低碳發展機制，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轉型。碳達峰碳中和是黨中央為破解我國資源環境約束、推動實現可持續發展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涉及能源體系的重構、重點產業的低碳節能轉型、相關制度和政策體系的搭建以及全社會低碳生活方式的養成，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推動節能降碳，是我國發展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的重要方面，決不能以犧牲人民的生活水平為代價，要堅持“先立后破”的方針，有計劃分步驟有序推進。
五是建設老年友好型、生育友好型社會，有效應對老齡少子化。當前，我國面臨著老齡少子化快速發展的嚴峻挑戰。對此，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國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長期規劃》《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于發展銀發經濟增進老年人福祉的意見》，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各省市隨后修訂了本地區的《人口和計劃生育條例》，國家衛生健康委等17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導意見》。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就健全覆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務體系做出部署。目前各地區各部門正在積極落實上述各項支持政策。今后還需要根據形勢發展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增加公共服務供給、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積極營造老年友好型和生育友好型社會環境。
六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對于社會主義中國而言，共同富裕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權衡平等和效率，是現代經濟學的百年難題。推動實現共同富裕，涉及到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收入分配，是深刻的利益關系再調整，一頭關系著工作積極性和經濟活力，一頭維系著國家認同和社會長治久安。因此，推動共同富裕既要有堅定的立場和堅決的態度，又要有深思熟慮和社會最大公約數。對此，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通過提高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包容性、著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強對高收入的規范和調節、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等，推動共同富裕取得更加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七是化解重大風險，實現安全發展。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經濟體。人口眾多意味著人均資源相對缺乏，需要大量進口初級產品；而發展中經濟體則意味著在高技術領域整體尚未有比較優勢，核心技術、關鍵零部件供給較為依賴國際市場。隨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我國發展面臨的外部風險因素愈發凸顯。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我們要全面梳理外部重大風險來源，深入分析其性質和潛在沖擊，強化制度保障、技術保障和物資保障，努力把外部沖擊的影響降低到安全、可控的范圍之內，實現安全發展，保障我國經濟行穩致遠。
另一方面，推動經濟實現“量的合理增長”。推動經濟實現量的合理增長是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在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情況下，推動經濟增速保持在較高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首先，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其中一項要求是“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大幅躍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邁上新的大臺階，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要實現上述發展目標，沒有一定的增長速度是不可能的。其次，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背景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要依靠增強硬實力，更要提升軟實力。硬實力以經濟、科技、軍事為依托，固然離不開經濟增長和科技進步；而軟實力的增強，如居民生活持續改善、幸福感和滿意度不斷提高、社會和諧安寧等，也需要較快經濟增長提供相應支撐。再次，我國在長期的快速發展過程中積累了不少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都是在發展中產生的，也只能通過進一步發展來解決。只有維持一定的增長速度，才能為解決矛盾和問題、化解風險創造良好外部條件。近年來，受國內國際多方面因素影響，我國經濟運行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要全面客觀冷靜看待當前經濟形勢，“我國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能大，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變。”這一論斷科學回答了新形勢下中國經濟“如何看”的問題。對于提振全黨和全國人民信心，做好經濟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推動經濟實現“量的合理增長”，要千方百計擴大內需。從居民消費角度看，要全面落實中辦、國辦印發的《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從促進城鄉居民增收、保障居民消費能力、提質服務消費、提升消費品質、改善消費環境、更新升級大宗消費等方面入手，全方位提振居民消費。從投資角度看，則要全面貫徹“兩個毫不動搖”，通過深入破除市場準入壁壘、推進基礎設施競爭性領域向民營主體公平開放、完善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大項目建設長效機制、完善民營企業融資支持政策制度、嚴格保護民營企業合法權益進一步調動民間投資的積極性。要進一步完善國企高管績效考核制度，切實貫徹“三個區分開來”，推動國企高管“積極作為”，充分發揮國有企業投資潛力。要完善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引導社會資本更多參與公共項目投資。要加強政府性投資管理，提高投資效益，以政府投資帶動更多社會投資。
推動經濟實現“量的合理增長”，要充分發揮出口和跨國直接投資的牽引作用。要進一步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積極發展服務貿易、綠色貿易、數字貿易；要穩步推進服務業開放，擴大電信、醫療、教育等領域開放，持續打造“投資中國”品牌；要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走深走實，以對外投資帶動出口增長。
推動經濟實現“量的合理增長”，要完善宏觀調控，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要綜合考慮風險挑戰和各種有利因素，確定相對積極的經濟增長目標和就業目標。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確定經濟增長目標為5%左右、城鎮新增就業1200萬人以上，體現了黨和政府直面風險和挑戰、積極進取的態度。要實現這一增長目標，就需要適當提高財政赤字率，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今年我國新增政府債務將達到11.86萬億元，比上年增加2.9萬億元，釋放了明確的財政擴張信號。貨幣政策也要適度寬松。在推動社會融資規模、貨幣供應量增長同經濟增長、價格總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合理滿足社會經濟發展資金需求的同時，進一步探索拓展中央銀行宏觀審慎與金融穩定功能，更多關注房地產市場、股票市場的運行情況，不斷創新金融工具，維護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穩定。此外，還要打好政策“組合拳”，進一步加強財政、貨幣、就業、產業等政策的協調配合，提高宏觀調控政策的整體效能。
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夯實高質量發展的基礎
要推動高質量發展，就必須全面深化改革，消除阻礙高質量發展的各類羈絆，構建起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聚焦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這個主題，就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全面部署，對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健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等做出系統闡述。全面貫徹落實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各項改革舉措，對于建立完善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具有重要意義。
高質量發展既有資源配置高效率，又有科技自立自強、共同富裕和可持續發展等多重要求，需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進行有機結合。在202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總結新時代做好經濟工作的經驗，明確提出“五個統籌”：必須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經濟秩序。必須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必須統籌好培育新動能和更新舊動能的關系，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統籌好做優增量和盤活存量的關系，全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必須統籌好提升質量和做大總量的關系，夯實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基礎。落實好“五個統籌”的工作要求，關鍵是要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有機結合上下功夫。從這個角度看，建立完善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和做好新時代經濟工作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高質量發展的體制基礎是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要充分把握“市場機制”和“政府干預”的優缺點，在充分發揮“無形之手”和“有形之手”的比較優勢上下功夫，在推動兩者有機結合的過程中實現經濟體系整體效能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