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邊疆考古視角分析，邊疆特有的地理區位、多樣化的生態環境、復雜的族群結構、特色鮮明的民族文化、與中原等地區有所差別的社會發展路徑等因素，決定了邊疆文化在中華文明發展進程中具有獨特價值，主要表現在：邊疆區域是中華文明發展演進的重要空間載體，邊疆族群是中華文明的重要創造主體，邊疆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邊疆文化在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形成與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要傳承弘揚邊疆優秀傳統文化，傳承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塑造能夠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貢獻文化力量的邊疆優秀傳統文化新形態。
【關鍵詞】邊疆 中華文明 突出特性 傳統文化
【中圖分類號】G122/K8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0.002
【作者簡介】鄭君雷，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邊疆考古、民族考古學、文化遺產學等。主要著作有《邊疆考古與民族史論集》、《邊疆考古與民族史續集》、《合浦南越國遺存及相關問題研究》（合著）等。
中國有著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華文明在距今八千年的裴李崗時代即已經起步，距今五千多年進入中華文明正式形成的古國文明階段，距今四千多年進入從古國文明向王國文明過渡的文明一體化階段，距今兩千年以秦統一為標志由王國文明轉變為帝國文明。[1]在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演進的過程中，邊疆地區特有的區位地理環境、族群結構和文化資源發揮了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邊疆考古的研究成果充分顯示了邊疆文化在中華文明發展進程中的意義，以及在中華文明突出特性形成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中華文明發展演進中的邊疆文化
“邊疆”是學術研究中的熱點，但是不同學科的學者對于中國邊疆的概念有著不同理解，對其范疇及空間范圍的界定并不一致，社會科學對于邊疆的認知與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等人文學科的差異較大，這是由于對邊疆的認識可以從多重層次、不同維度切入，并且邊疆不僅有具體的物質特征，而且有抽象的本質屬性。今天中國邊疆學界“一般按照研究對象將邊疆分為陸疆和海疆兩大領域。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甘肅、新疆、西藏、云南、廣西等九省區被視為陸地邊疆，其面積占國土面積的61.8%，而包括渤海、黃海、東海、南海等遼闊的海域以及島嶼則被視為海疆的范圍”，[2]這自然也是中國邊疆考古研究的地域范圍，但中國邊疆考古涉及的地域范圍并不局限于此。
中國邊疆經歷了從“無疆無界，到有疆無界，再到有疆有界”[3]的發展過程，近現代主權國家的邊界、領土、民族等概念在中國邊疆歷史的研究中并不完全適用，加之歷代疆域變遷，中國歷史上的邊疆的范圍顯然與今天的邊疆地區不完全重合。事實上，自秦漢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以來，中國邊疆的意義才逐漸開始顯露；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尼布楚條約》簽訂后，中國疆域的性質才開始逐漸明晰。[4]因此，中國邊疆考古主要是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文化、經濟、地理中心等核心區域以外的外圍、邊緣、邊遠等意義上的區域開展工作，大致以史前、夏商周、秦漢迄至明清為大的歷史階段，分別對應自文明起源至古國文明、王國文明、帝國文明等中華文明的發展演進階段，各階段涉及的邊疆地域范圍雖有差異，但大體包括東北、內蒙古、甘青、新疆、西藏、云貴、兩廣等省區，以及臺灣島、海南島、南海諸島等海洋國土。各階段的研究內容各有側重，但基本是將文明起源與國家起源聯系在一起，在蘇秉琦提出的中國古代國家起源的“原生型、次生型、續生型”三模式和中國古代國家形成的“古國—方國—帝國”三部曲[5]的演進脈絡中考察中華文明的形成發展過程。
在邊疆學者看來，“地處國家領土的外緣、地廣人稀、民族眾多、經濟社會發展相對緩慢等，是我國邊疆地區具有的顯著特征”；[6]在社會學者看來，邊陲社會是“位于傳統中心區域周邊、國家控制相對薄弱、暴力事件相對頻發以及人口相對土地比例較低的地區”；[7]而在考古學者看來，邊疆地區與域外文化圈也有密切聯系。比如，就“地理、人種、交通、貿易和歷史背景等方面觀察”，環南中國海地區與東南亞具有文化共性。[8]中國歷史上的邊疆地區大多是正史“四夷傳”中的少數民族地區，雖然存在經濟社會發展緩慢等現象，但是毗鄰域外、地理環境復雜、生態資源豐富、生計方式多樣、民族文化特色鮮明、社會結構和政治組織結構有其特殊性，這些不同于中原、內地的邊疆特征、邊疆因素，決定其在中華文明發展演進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且特殊的作用。在哲學意義上，“邊疆是一個蘊含著諸多對立統一關系的集合體”，[9]在邊疆地區內部及其與中原、內地的社會文化整合中，邊疆地區的諸多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得以發揮作用，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由此更加彰顯。
邊疆文化在中華文明發展進程中的意義
邊疆文化在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演進的過程中具有獨特價值，發揮了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邊疆區域是中華文明發展演進的重要空間載體，邊疆族群是中華文明的重要創造主體，邊疆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
邊疆區域是中華文明發展演進的重要空間載體。邊疆區域占據中國國土陸地面積的半數以上，并包括全部海洋國土，不但為中華文明的形成發展提供自成地理單元的空間屏障，更是中華文明發展演進的空間載體。邊疆區域的草原、綠洲、沙漠、戈壁、高原、盆地、海岸、島嶼等地理要素與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等地區共同構成中華民族家園的完整地理環境體系，“遼闊而穩定的疆域版圖為中華文明的發展提供了豐饒物產和巨大的戰略回旋空間”，[10]并且為中外文明交流提供了地理條件。
“中國自古以來，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中原居民與邊疆及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古代民族的活動，就擰結成了一條緊密的歷史紐帶”，[11]中原地區在中華文明發展演進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至少在中華文明起源階段，“中原中心”已經不再是唯一討論模式。[12]蘇秉琦曾經指出，包括遼西、內蒙古東南部在內的燕山南北地區的“原生型”的中國古代國家發展模式對中原地區的“次生型”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13]在距今六千年至四五千年間，自關中西部經渭河、黃河、汾河北上，分別延伸至內蒙古河曲地區和遼西老哈河、大凌河流域的“Y”字形地帶，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總根系中一個最重要的直根系”，[14]今天的邊疆地區已經是這條“直根系”的一部分。以邊疆地區在農業起源中的意義為例，水稻、粟、黍等農作物栽培是中華文明對世界的重要貢獻，在距今八千年前后的中華文明起步階段，在中原地區以外的湖南澧縣彭頭山、浙江蕭山跨湖橋等遺址出土有炭化稻米或帶殼稻谷，在甘肅秦安大地灣、內蒙古敖漢興隆溝等遺址發現有粟、黍作物遺骸，珠江流域還存在以種植芋等塊莖類作物為特色的華南熱帶原始農業起源線索。[15]
在距今五千年前后，一些邊疆區域與中原地區共同邁入新的文明階段。在中華文明發展的古國文明、王國文明階段，雖然邊疆地區的社會文化發展進程與中原地區未必同步，但邊疆地區仍然有著自己的文明化過程，有著“自己的夏、商、周”。[16]比如，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嶺南地區出現了“青銅”和“印紋硬陶—原始瓷”這兩種創新性的技術系統，“王國時代”的長江下游地區對嶺南地區產生了強烈的文化輻射，隨后在青銅時代出現了夔紋古國、格紋古國、釉陶古國、素面古國、繩紋古國、石矛古國等競相發展的“文明化”加速態勢。[17]
以秦漢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建立為標志，中華文明“文化、主體人群、疆域”三位一體的構造得以形成。[18]進入帝國文明階段以來，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領域都出現了嶄新內容，隨著王朝、疆域、主體民族、主體文化等意義的逐漸凸顯，邊疆區域對中華文明發展演進的貢獻越發突出。更重要的是，歷代王朝依托河西走廊、藏彝走廊、北方長城地帶、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19]沿海半月形地帶[20]以及“環黃海之路”[21]等邊疆文化廊道，將中原、內地與邊疆地區，以及邊疆地區之間緊密聯結在一起，構建起中國歷史邊疆基礎輪廓的內圈骨架。[22]
邊疆族群是中華文明的重要創造主體。邊疆文化在中華文明發展進程中體現價值的又一個維度是邊疆族群，邊疆族群是中華文明的重要創造主體，是中華文明發展演進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推動力量。各民族在長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塑造了中華文明，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則塑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品質和文化性格，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理解為中華民族精神品質的升華。[23]
夏商周時期中原地區進入王國文明的歷史階段，此階段的重要歷史特征之一是中原地區“華夏”的群體認同日益強烈，對周邊地區的文化輻射不斷加強，在社會生活中的引領和凝聚作用越發突出。在此階段，對于周邊地區人群集團的文獻記載開始逐漸豐富，特定人群的考古遺存、考古學文化與文獻中的族群名號大致能夠對應起來。在夏商王朝周邊的黃淮下游、長江中下游、四川盆地、甘青、內蒙古中南部、晉陜高原、燕山南北、遼東半島和閩粵桂等地有大量重要考古發現；[24]在兩周王朝周邊，甘青地區的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內蒙古的夏家店上層文化、桃紅巴拉文化、毛慶溝文化，冀北地區的玉皇廟文化，以寧夏固原和甘肅慶陽為中心的楊郎文化，以及巴蜀文化和云南地區青銅文化興盛一時。[25]夏商周王朝周邊地區的考古遺存，大都與被中原居民視為戎、狄、蠻、夷的人群有關。比如，甘青地區的辛店文化等屬于西戎和羌人，[26]玉皇廟文化屬于白狄，[27]夏家店上層文化為山戎，[28]桃紅巴拉文化、毛慶溝文化則是討論匈奴族源的重要線索，[29]巴蜀文化和云南地區青銅文化為西南夷的早期遺存。
戰國時期“華夏”的主要支脈，如晉人、齊人、燕人等已經定型，北方一些戎狄、關中的秦人、南方的楚人、淮河流域的夷人、江浙地區的吳越居民已經被視為華夏的一部分，在此基礎上，秦漢時期以中原郡縣居民為核心的漢族基本形成。自秦漢至鴉片戰爭的兩千余年是中華民族的“自在發展”階段，歷經秦漢至南北朝的“開端”、隋唐遼金兩宋的“發展”和元明清的“確立”過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確立是此階段的主要成果之一。[30]自秦漢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以來，邊疆族群與中原和內地的聯系日益緊密，最終“成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經過民族自覺而稱為中華民族”。[31]邊疆族群、邊疆地方民族政權、邊疆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在邊疆地區遺留下數量巨大、內涵厚重、豐富多彩的考古遺存，對于中華文明的歷史進程與文化積淀具有深遠影響。
邊疆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邊疆地區毗鄰域外的地理區位、多樣化的生態環境、復雜的族群結構、較為特殊的社會發展路徑，鑄就了特色鮮明的經濟文化形態、族群文化和地域文化，其物質文明形態、精神文明形態和政治文明形態與中原、內地存在一定差異。這些差異性的邊疆文化豐富了中華文明的內涵，夯實了中華文明的根基，增強了中華文明的韌性。
生活在不同地理空間和生態環境中的邊疆各民族適應環境、改造環境，采取因地制宜的生計方式，其生業模式遠較之中原、內地更為復雜。比如，東北邊疆存在采集漁獵和苔原畜牧等經濟文化類型，北方邊疆存在戈壁草原游牧、盆地草原游牧等畜牧經濟文化類型和綠洲耕牧等農耕經濟文化類型，西藏存在高山草場畜牧經濟文化類型，西南山地存在山林刀耕火種、山地耕牧、丘陵耕作等農耕經濟文化類型。[32]又如，黑龍江齊齊哈爾市新石器時代的昂昂溪遺址的古代居民，即以漁獵為主要經濟生活方式；廣東珠江三角洲、廣西北部灣沿岸則有大量貝丘遺址，而唐宋以迄明清時期福建、廣東沿海的大量外銷瓷窯址，以及廣東“南海一號”南宋沉船、海南“西北陸坡一號和二號”明代沉船、福建平潭“碗礁一號”清代沉船等發現，則顯示出古代沿海居民對海洋的開發利用。
就古代邊疆族群和邊疆地方民族政權的物質文化而言，目前對于匈奴、鮮卑、百越、西南夷、突厥、回鶻、靺鞨、契丹等邊疆族群，高句麗、三燕、渤海、吐谷渾、吐蕃、南詔、西夏等邊疆地方政權，以及北魏、遼、金、元等邊疆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的考古研究已經比較深入，即便是時代較早、文獻記載比較匱乏的邊疆族群，也有類似甘肅張家川回族自治縣馬家塬西戎貴族墓地（戰國晚期至秦代）的重要發現，陰山巖畫、左江花山巖畫、集安高句麗遺址、北庭故城、渤海中京、渤海上京、西夏陵、遼上京、金上京、元上都等更是著名的考古遺址，這些邊疆地區的考古遺址有的已經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有的已經建設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在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風雨洗禮中，邊疆地區的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民間工藝、宗教信仰、飲食服飾等眾多優秀文化逐漸凝聚為邊疆地域文化。比如，河套文化中農牧結合的多樣經濟生活方式、不同地區移民之間的人群融合和文化交融、依托黃河等自然條件發展的水利灌溉等最為突出的根源性特征，在考古發現中都有相應體現。無論是主要參照自然地理命名的河套文化、青藏高原文化等，參照歷史地理命名的西域文化、瓊州文化等，參照人文地理命名的廣府文化、客家文化、閩臺文化等，還是以自然環境借代文化特征的草原文化、綠洲文化等，這些邊疆區域文化都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邊疆文化在中華文明突出特性形成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中華文明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升華，形成了突出的文明特性。以邊疆族群對于中華文明認同的“不斷裂”、邊疆各區域文化發展和區域特征的“不斷裂”，即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為統領，邊疆文化在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突出的統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的形成與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邊疆文化與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最集中地表現在“作為文明社會的概括”的國家的發展歷史“不斷裂”，以及作為“國家文化”物化載體的都城、帝王陵墓等在規劃布局等理念原則等方面的“一致性”；同時表現為國民代際傳承的“不斷裂”。[33]劉慶柱先生在論述這一問題時例舉了邊疆地區的材料：比如，作為“國家文化”物化載體的遼上京、遼陵；又如，在百萬年人類史中的中華民族先民，包括云南元謀人化石、遼寧營口金牛山遺址、廣東馬壩人遺址等。
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還表現在邊疆族群、邊疆地方政權對于中華文明認同的“不斷裂”。在邊疆地區的社會發展中，邊疆文化與中原、內地文化持續結合，形成了兼具統一性與地域性的文明形態。比如，延綿五千余公里的金界壕，金界壕由主墻、內壕、副墻、外壕構成，對戰國秦漢長城的形制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尤其是，北方民族建立的北魏、遼、元、清等“續生型”國家“雖晚走一步”，卻“是在漢民族聚居區得天下”，“繼承的是漢文化”，[34]邊疆族群、邊疆地方政權對于文明“核心”、文明“正統”的認同，也是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的表現，因為“連續性”的形成離不開“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與“和平性”，“而后四者一而貫之”。[35]
邊疆各區域本身就是中華文明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邊疆地區對中華文明突出連續性的貢獻，又在于邊疆各區域文化發展和區域特征的“不斷裂”。比如，在遼西地區，已經建立起自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的連續考古學文化序列，在戰國燕文化進入后，秦漢、三燕鮮卑、早期契丹、遼金、元明清等各時期的考古遺存沒有大的缺環。又如，在華南沿海地區，從先秦時期的貝丘和沙丘遺址、秦漢時期的海上絲綢之路遺跡、唐宋元明時期的外銷瓷窯址，至近代的媽祖廟等海神信仰建筑，一直表現出具有海洋性的文化特征。事實上，北方民族建立的北魏、遼、元、清等王朝“各自的開國史都經歷過‘古國—方國—帝國’的國家發展三部曲”，[36]在“開國”階段都有著各自的文明化進程。
邊疆文化與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37]邊疆地區對于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形成的貢獻，首先表現在邊疆地區由于受特定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影響，形成了有別于中原、內地的文化特征。比如，以樹皮布為例，熱帶、亞熱帶地區的樹皮布衣服是具有世界性影響的重大發明，深圳咸頭嶺遺址出土了距今約六七千年的世界上最早的樹皮布石拍，“樹皮布技術起源于中國的南部，其重要意義不亞于中國長江流域蠶絲編織的發明”。[38]又如，內蒙古清水河縣龍山時代的后城咀城址“率先大規模使用石材營建城址，推動了人類居住方式的變革”，在建筑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39]再如，云南晉寧石寨山等滇文化遺址在青銅貯貝器上表現貢納、詛盟、紡織、狩獵、祭祀等場面，其內部存有的海貝來自太平洋、印度洋的熱帶海域；“南海一號”南宋沉船中發現了迄今為止世界上最早的水密隔倉實例，這些都是特定人文地理環境的產物。
邊疆的地理區位，決定其一方面受到中原、內地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能借鑒域外文化。例如，騎馬術的普及和騎兵的發展是亞洲草原游牧社會產生國家形態的基礎，[40]遼寧北票市房身村西晉墓出土世界上年代最早的馬鐙，遼寧朝陽市袁臺子前燕壁畫墓、北燕馮素弗墓也出土馬鐙，馬鐙標志著騎兵發展進入新階段，是鮮卑民族的重要創新貢獻。邊疆地區的對外貿易也是刺激創新的重要因素，以廣東、福建沿海的外銷瓷為例，從唐宋以至明清，廣東、福建地區的瓷業生產體系不斷完善，生產技術質量不斷提高，福建德化窯是宋元泉州港成為世界海洋貿易中心的產品支撐地，在德化尾林窯考古發掘中，曾在一處地點揭露出4座分屬宋、元、明、清時期并有疊壓關系的窯址，顯示出從宋元“龍窯”到明清“橫室階級窯”的技術發展過程。
邊疆文化與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疆里雖重海，車書本一家”，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在邊疆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是中華文明向心力的最集中體現。邊疆地區考古遺存呈現的文化面貌的統一性，一方面在于國家意志的作用，如“在東到遼東半島、西到甘肅境內、北到長城沿線、南到嶺南地區的廣大地域”均發現了反映秦統一措施的實物資料，[41]但更多是中華文明自然凝聚的結果。
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大致在公元前五千多年陸續形成了八大區域文化，至公元前三千紀中葉的龍山時期，“中原地區已初步成為全國史前文化核心區域”。[42]在此八大區域中，至少以甘青地區為重心的黃河上游西部文化區、以遼河流域燕山南北地帶為重心的北方文化區、以兩廣地區為重心的南方文化區屬于通常意義上的邊疆地區。在中華文明的起源階段，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即已呈現“多元起源、互補共進、中原核心、一體結構”[43]的特征。
文明在考古學上首先表現在物質文化層面，各類實物資料、各種圖像資料同時反映著意識形態、思想觀念等精神世界，而政治體制、法律體系、經濟政策所構成的政治文明在考古資料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44]其一，自秦漢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以來，在歷代王朝的邊疆地區，云紋瓦當、蓮花瓦當、板瓦、筒瓦、螭吻等建筑材料，以及陶瓷器、銅器、金銀器、漆器、玉器、鐵兵器、鐵農具、銅鏡、錢幣、織綿、簡牘、印章等中原式文物被大量發現，反映了物質文化面貌的統一性。其二，考古發現表明，中原文化符號在古代已經傳至邊疆地區。比如，黑龍江寧安市渤海上京龍泉府的布局模仿唐長安城，渤海國貞惠公主、貞孝公主墓均使用漢文墓志，貞孝公主墓室壁畫中的人物穿著唐式服飾。又如，西藏吐蕃王陵以贊普陵墓居中或居于陵園中的顯著位置，周圍布置陪葬墓、封土形制為四方形或梯形、設置石碑和石獅等，是取法漢唐陵墓制度，反映了精神文化的統一性。其三，吉林安圖縣寶馬城金代祭祀長白山的祠廟、內蒙古武川縣的北魏壩頂祭天遺址等，則反映了政治文明的統一性。
邊疆文化與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在邊疆地區族群關系的整合、文化差異的調適、資源競爭的平衡中，中華民族溫良恭儉讓的文化心理、兼收并蓄和開放包容的文化心態發揮了重要作用，而邊疆的地理區位又成為中華文明吸收外來文化的門戶和前哨。邊疆文化提升了中華文明的凝聚力和創造力，擴充了中華文明的內涵，對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
邊疆地區有大量外來移民，如秦向內蒙古中南部“遷北河榆中三萬家”，[45]在嶺南“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46]漢代北方邊疆有許多內附的草原游牧部族，因此設置“各依本國之俗而屬于漢”[47]的屬國以安置歸附部族。邊疆地區往往多民族雜居，各民族經濟生活和文化習俗不同。比如，遼境內的契丹人和奚人“畜牧畋漁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為家”，漢人和渤海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宮室以居，城郭以治”，[48]因此“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49]突出的包容性提升了中華文明的凝聚力，壯大了主體人群，如遼寧錦縣昌盛石槨墓、甘肅民樂縣八卦營墓地等漢代屬國遺存，墓主分別為已經基本漢化的烏桓、鮮卑和小月氏。突出的包容性提升了中華文明的創造力，不斷為中華文明增添創新活力，如燕云地區遼墓在墓葬形制、隨葬器物和壁畫題材等方面出現契丹、舊唐、北宋、域外和佛教、道教等文化因素，百川交匯、推陳出新，新興的文化風格預示著新一輪民族大融合、文化大發展時代的到來。
突出的包容性吸收了外來文明的精華，豐富了中華文明的內涵。秦漢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建立為大規模吸收外來文明創造了條件，由西域傳入中原的不僅有各類物產，“還有音樂、舞蹈、雜技等藝術，以及后來傳入的佛教等產生于異域的文化”。[50]新疆奇臺縣唐朝墩古城浴場遺址、佛寺遺址和景教寺院以及出土的生活器具和精美壁畫，“印證了新疆地區唐至元代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歷史事實”。[51]又以將廣州作為入華傳播的“橋頭堡”的海路外來宗教為例，始建于三國時期的光孝寺是南禪圣地；清真先賢古墓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伊斯蘭教遺址；懷圣寺是唐代大食、波斯人在廣州蕃坊建立的中國最早的清真寺之一，懷圣寺光塔成為中國伊斯蘭教的標志性建筑。
邊疆文化與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歷史上的平民階層向往“和平”社會，古代統治者一般以“‘天下和平'、‘天下太平'、‘太平盛世'、‘國泰民安'作為治國理政的最高目標”，“天下大同、協和萬邦”是中華民族歷來的美好憧憬。[52]邊疆穩定是實現這些目標理想和美好憧憬的前提，也是邊疆文化對于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的重要貢獻。歷史上邊疆地區的穩定和發展，在于統治王朝正確的邊疆治理政策，更在于邊疆人群在長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和諧社會基礎。
廣州西晉墓出土刻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廣州，平且康”的銘文磚，邊疆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順應了社會各階層對和平生活的向往。除了大量的農業、工商業遺存可以說明問題以外，近年來發掘的西藏康馬縣瑪不錯新石器時代遺址、云南昆明市漢益州郡治河泊所遺址、廣西浦北縣南朝越州故城、大理市南詔太和城、新疆喀什市漢唐莫爾寺、新疆吉木薩爾縣唐代北庭故城、吉林圖們市磨盤村東夏國南京城故址等遺址都是邊疆地區社會發展、經濟繁榮、文化昌盛的實證。
和諧的民族關系是邊疆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基礎。比如，內蒙古涼城縣毛慶溝墓地游牧人群與中原移民的葬俗迥然有別，[53]卻埋葬在同一墓地；云南昆明市漢代羊甫頭墓地亦見有屬于漢人移民的“漢式墓”，和屬于滇人的“滇式墓”共存。又如，內蒙古包頭漢墓出土的“單于和親”瓦當、和林格爾東漢壁畫墓中的“護烏桓校尉寧城幕府圖”、甘肅嘉峪關市西晉壁畫墓廬帳中赭衣髡發的鮮卑人物等，展現了北方邊塞各民族和平相處、安居樂業的生活場景。
中華民族在對外交往中秉持和平理念，在中亞、西亞、朝鮮半島、日本列島、蒙古—西伯利亞南部、中南半島等地，各類中原式文物被廣泛發現，成為表征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的具體實例。通過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等多條跨文明、跨文化的和平交流之路，中華文明對世界歷史進程產生了巨大影響，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已經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而海上絲綢之路的港航遺存、外銷品生產基地、文化交流遺存、海防設施等也遍布全國沿海地帶。
傳承弘揚邊疆優秀傳統文化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從而凝聚厚積薄發的文化力量。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富含邊疆優秀傳統文化，邊疆優秀傳統文化中又體現了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要加強對邊疆優秀傳統文化資源的研究、傳承與利用。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由中原地區、北部草原地區、東北高山森林地區、西南青藏高原及云貴高原、沿海區“六大板塊”，西北走廊、南嶺走廊、藏彝走廊“三大走廊”及“沿海諸島”共同構成的中華民族聚居格局[54]大多涉及歷史上的邊疆地區，中華文明突出特性中的邊疆文化已經深深地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血脈。對于邊疆優秀傳統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深化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研究，從而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突出的創新性、突出的統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不僅是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的表現，而且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發展演進的內在動因。現實是歷史的延續，要傳承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堅守邊疆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傳承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激發邊疆優秀傳統文化的活力；傳承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擔負起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的傳承弘揚邊疆優秀傳統文化的新使命，塑造能夠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貢獻文化力量的邊疆優秀傳統文化新形態。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歷史問題研究專項“秦漢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的考古學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LSYZD21018）
注釋
[1]王巍：《中華文明探源成果如何“見眾生”》，《探索與爭鳴》，2023年第6期。
[2]參見李大龍：《中國邊疆學基本理論研究：以古代中國為中心》，北京：華夏出版社，2024年。
[3]呂文利：《新世紀中國邊疆學的構建路徑與展望——兼論中國邊疆理論的三個來源》，《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
[4]李大龍：《試論中國疆域形成和發展的分期與特點》，《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
[5][13][14][16][34][36]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130～167、156～158、124～126、92、163、163頁。
[6]李大龍：《構建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中國民族報》，2024年12月17日，第5版。
[7]祁建民：《另一種邊陲：晉冀蒙交界地區的移民村落社會》，《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
[8]陳仲玉：《臺灣考古學的回顧與前瞻》，見許倬云、張忠培主編：《中國考古學跨世紀的回顧與前瞻》，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年。
[9]羅中樞：《論邊疆的特征》，《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10][18]鄭君雷：《秦漢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文明新構造》，《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4期。
[11]石興邦：《黃河流域原始社會考古研究上的若干問題》，《考古》，1959年第10期。
[12]李新偉：《“多元一體”概念在中華文明探源中的應用》，《考古》，2025年第1期。
[15]趙志軍：《中國農業起源概述》，《遺產與保護研究》，2019年第1期。
[17]卜工：《嶺南文明進程的考古學觀察》，《歷史人類學學刊》，2005年第2期。
[19]童恩正：《試論我國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見文物出版社編輯部主編：《文物與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20]李零：《我們的中國》第一編《茫茫禹跡：中國的兩次大一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第23～24頁。
[21]參見白云翔：《“環黃海之路”的提出及其要義》，見山東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編：《海岱絲語——“一帶一路”與山東研討會論文集》，濟南：齊魯書社，2020年。
[22]參見鄭君雷：《西漢邊遠地區漢文化的形成模式》，見鄭君雷著：《邊疆考古與民族史續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年。
[23]鄭君雷：《深刻領悟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文化傳承發展中守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根”與“魂”》，《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2023年第4期。
[24]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考古學·夏商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25]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考古學·兩周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26]俞偉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學文化歸屬問題的探討》，見俞偉超著：《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27]楊建華：《中國北方東周時期兩種文化遺存辨析—兼論戎狄與胡的關系》，《考古學報》，2009年第2期。
[28]參見林沄：《東胡和山戎的考古學探索》，《林沄文集》（考古學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29]參見林沄：《關于中國的對匈奴族源的考古學研究》，《林沄文集》（考古學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30]陳連開：《中華民族形成史的分期》，見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修訂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03～109頁。
[31]費孝通：《導論》，見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修訂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4頁。
[32]林耀華主編：《民族學通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88～96頁。
[33][35]劉慶柱：《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學闡釋》，《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1期。
[37]《禮記·王制第五》，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263頁。
[38]鄧聰：《史前蒙古人種海洋擴散研究——嶺南樹皮布文化發現及其意義》，《東南文化》，2000年第11期。
[39]孫金松：《后城咀石城：龍山時代最復雜的城防體系》，《光明日報》，2025年3月2日，第11版。
[40]邵會秋：《亞洲草原早期游牧文明的形成》，《歷史研究》，2025年第1期。
[4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考古學·秦漢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172～173頁。
[42][4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考古學·新石器時代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799頁。
[44]白云翔：《秦漢考古的主要課題及其展望》，見白云翔著：《秦漢考古與秦漢文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24頁。
[45]《史記·秦始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59頁。
[46]《史記·南越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967頁。
[47]《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934頁。
[48]《遼史·營衛志中》，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73頁。
[49]《遼史·百官志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685頁。
[50]林劍鳴等：《秦漢社會文明》，陜西：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8頁。
[51]魏堅、田小冬：《從邊疆考古看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國社會科學報》，2023年6月13日，第5版。
[52]何星亮：《和平性——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4期。
[53]楊建華、洪猛、曹建恩：《毛慶溝墓地的兩種墓葬所反映的不同社會結構》，《邊疆考古研究》，2009年第8輯。
[54]參見徐新建：《“族群地理”與“生態史學”》，見石碩主編：《藏彝走廊：歷史與文化》，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責 編∕方進一 美 編∕周群英
Understanding the Unique Value of Borderland Culture
Zheng Junlei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rderland archaeology,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divers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mplex ethnic structure, distinctive ethnic culture, and different social development paths in the border areas have determined that borderland culture has unique value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hich are mainly manifested as: The border areas are an important spatial carrier for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borderland ethnic groups are important creator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borderland culture is an organic par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borderland cultur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nherit and promote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border areas, inherit the "fiv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hape a new form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border areas that can contribute cultural strength to promo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borderl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distinctive features, traditional 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