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全球經濟格局加速重構，新興經濟體憑借持續的高增長態勢與穩健的財政優勢，在全球經濟舞臺上嶄露頭角。與此同時，新興市場企業盈利飆升，帶動產業鏈布局深度調整，綠色技術貿易蓬勃興起。在此背景下，全球貿易流向、產業分工與競爭規則正經歷深刻變革，新興經濟體崛起已然成為重塑世界貿易格局的核心驅動力。
貿易規模持續增長彰顯新興經濟體市場活力。在貿易規模上，新興經濟體在貿易中的比重持續上升，成為全球增長的重要引擎。過去5年，48%的新興經濟體人均GDP增速超過美國，經濟活力顯著增強。部分新興經濟體如印度、東盟國家等，憑借自身人口紅利、資源優勢等，在全球貿易中的活躍度和參與度顯著提升。2023年印度出口額達7782.1億美元，創歷史新高，10年間增幅高達67%。同年，東盟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約3.56萬億美元，較2018年增長近25.56%。此外，拉丁美洲多個國家也表現出較強的外貿韌性，2023年墨西哥成為世界第九大產品出口國，出口額達到5930.12億美元，年增長率為2.6%，在北美貿易格局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在貿易結構上，新興經濟體貿易結構不斷優化，從以資源和勞動力為基礎的傳統出口，邁向技術密集型、高附加值的產品與服務出口。2023年中國電動載人汽車、鋰電池和太陽能電池等“新三樣”產品合計出口1.06萬億元，增長29.9%，成為外貿新增長點。同年，印度服務出口規模接近3400億美元，占GDP的比重約為9.7%，其中軟件服務貢獻近半，成為全球軟件服務出口大國。菲律賓IT業務流程外包行業創造355億美元營收，占據全球市場份額約18%。新興經濟體在中高端制造領域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附加值不斷提升，逐漸削弱傳統發達經濟體的壟斷地位。
在貿易流向上，南南貿易增速顯著，新興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往來愈加頻繁。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數據顯示，2024年南南貿易額達到5.7萬億美元，占全球貿易總額的比例已達到24%，同比增長5%。同時，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進出口總額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已超過50%，中國與共建國家的進出口額同比增長6.4%。南南貿易增長為發展中國家貿易競爭力提升、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提供了條件，呈現出更加多元化、區域化和自主化的發展趨勢。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展現新興經濟體創新實力。新興經濟體正在引領全球產業加速轉移與供應鏈重構。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與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加劇，傳統制造中心逐漸失去部分產業的比較優勢。新興經濟體則憑借低廉的生產要素、政策激勵和逐步完善的基礎設施，日益成為全球制造新焦點。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紡織、家電，甚至部分資本密集型產業如電子元器件、人工智能芯片封裝測試等，正向東南亞、南亞及部分拉美國家轉移，帶動全球供應鏈從傳統單一中心走向區域化、多元化布局。與此同時，隨著本地配套能力的提升，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分工地位由“加工組裝”向“技術制造”邁進，重構了傳統以發達國家為核心的全球生產網絡，推動多中心、多路徑的產業格局形成，為全球貿易網絡注入新的活力與彈性。
全球貿易結構正在加速向綠色方向調整，新興經濟體在綠色技術及資源供給中的戰略價值不斷上升，成為推動全球貿易結構轉型的關鍵力量。在“雙碳”目標與氣候議題驅動下，綠色能源和環保技術迅速成長為全球貿易的新熱點，新興經濟體也憑借資源稟賦和制造能力在其中占據有利位置。例如，南美國家掌握大量鋰、銅等關鍵綠色原材料資源，正成為新能源車、電池制造全球產業鏈不可或缺的一環；中國、印度等國家在光伏組件、風電設備、綠色建材等領域形成產業規模優勢，推動其綠色技術產品出口持續擴大。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綠色產業鏈中地位上升的同時，推動了全球綠色產品的貿易標準與技術門檻提升，加速全球貿易規則的“綠色重塑”。
全球貿易范式正由實體商品主導向數字交互驅動演化，新興經濟體加快在數字貿易領域構建新優勢。近年來，新興經濟體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網普及方面取得顯著進展，帶動電商、在線服務、跨境支付等新型數字業態快速發展。印度憑借龐大的人才庫和技術積累，持續擴大在全球數字服務市場的份額；東南亞國家通過發展跨境電商，鏈接全球消費者與本地制造商，逐步建立起具有區域影響力的數字貿易平臺。數字貿易的發展突破了地域與傳統貿易模式的限制，提升了新興經濟體在全球價值鏈中的附加值占比，也提升了其在數字規則制定過程中的參與度和話語權，促使全球貿易格局向更加開放、包容與多元的方向演進。
區域合作深度拓展構建新興經濟體共贏格局。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快速崛起，其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不斷提升。然而，在融入全球貿易體系的過程中，依然面臨一系列結構性挑戰，多數新興經濟體仍深度依賴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結算體系，難以有效規避外部貨幣政策與金融波動風險；在貿易規則與技術標準制定方面仍處于不利地位；部分產業鏈缺乏靈活調配機制，供應體系韌性不足；全球多邊爭端解決機制功能受限，削弱了其在貿易沖突中的維權能力。為破解這些制約因素，須從以下四個方面著力。
以“本幣結算”和“金融科技”雙輪驅動，推動差異化貿易金融體系構建。一方面，通過雙邊和多邊貨幣互換協議，推動區域貿易本幣結算網絡建設，增強區域金融內循環能力。以中國與東盟的雙邊本幣結算機制為例，已有一定規模的貿易使用各方本幣直接結算，減少對美元中介的依賴。另一方面，加快發展數字化貿易融資基礎設施。依托區塊鏈技術的分布式記賬特性，整合供應鏈上下游交易數據，構建跨境信用評估與交易追溯系統，緩解傳統評級體系對中小企業的不利偏見。同時，借鑒拉美開發銀行（CAF）“技術—產業聯動”的跨境金融平臺經驗，融入AI風控、智能合約等工具，形成符合本國產業特征的貿易金融科技生態。
提升綠色技術與數字貿易的國際規則話語權，構建制度性比較優勢。首先，在綠色技術方面，智利、印尼等國家在鋰、鎳等新能源金屬資源上具有全球資源優勢，可通過推動綠色礦產認證機制、碳足跡評估標準和環保冶煉流程規范，建立“資源+規則”耦合的新型出口模式，實現從資源型依賴向標準型主導轉型。其次，在數字貿易方面，聯合倡導“數據治理多元化”原則，主張各國根據自身發展階段、產業結構和數據安全需求，合理界定跨境數據流通的邊界與路徑，推動“有條件的數據跨境流動”成為全球規則設計的合理選項。此外，通過區域合作框架，如金磚國家數字經濟論壇、RCEP技術協調機制等，組建跨國標準聯合體，推動“區域共同議題—國際標準話語”轉化路徑，逐步打造標準輸出的制度性比較優勢，打破由發達國家設定“技術規則鎖定”的路徑依賴。
依托“關鍵節點識別—產能布局多元—應急風險響應”框架，架構動態供應鏈韌性評估與調控機制。首先，在關鍵節點識別上，建立產業鏈映射系統，明確本國產業鏈在全球供應鏈中處于何種位置，并基于企業進出口數據、貨源地多樣性指數、產能替代比等指標，動態監測高集中度依賴（如單一進口原材料、壟斷性加工技術等）的脆弱點。其次，推動企業構建具備替代性與彈性的多點產能體系，避免將整個生產鏈條依賴于單一國家或單一園區。鼓勵企業在本國周邊進行“衛星工廠”布局，形成在特殊時期可迅速切換的供應網絡。最后，建立中央—地方—企業三級聯動的供應鏈應急響應平臺，確保突發情境下的產能調配、物資協調與關稅臨時調整等，實現從“自發應對”向“預警統籌”的轉型。
構建柔性、專業與區域嵌套特征的多層級跨境貿易爭端解決機制，應對新型貿易摩擦。其一，加強區域性法律協調機制的制度化建設。例如，RCEP雖有爭端解決條款，但其涵蓋領域有限，可擴展至數據本地化、算法偏見、綠色關稅等新型爭端領域，設置快速仲裁路徑并建立案例庫，提高裁決一致性。其二，鼓勵建立“中立技術仲裁機構”。參照拉丁美洲在線爭端解決機制（ODR），借助人工智能與區塊鏈技術，實現可驗證的證據采集、合同履約跟蹤與判決一致性記錄，降低糾紛解決的不確定性與執行難度。其三，由主權基金或多邊機構設立“中小企業貿易法援基金”，為出口商提供法律咨詢、翻譯支持、國際證據提交等服務，降低中小型企業參與爭端解決的制度門檻，提升其應對全球合規與訴訟的能力。
（作者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創新與治理研究院執行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