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部分年輕干部在農村基層“水土不服”的問題，主要表現為生活方式與農村環境存在“溫差”、激勵保障與工作內容存在“反差”、職業預期與現實處境存在“落差”、工作能力與治理情境存在“偏差”。應對該群體的“水土不服”問題，需要構建干群雙向互動機制，促進在地化融入；完善多維激勵機制，拓寬發展晉升通道；創新干部培訓的長效機制，提升服務群眾能力；促進資源合理配置，助力職業成長與發展。
【關鍵詞】年輕干部 農村基層 “水土不服” 【中圖分類號】D262.3 【文獻標識碼】A
農村基層干部身處一線，不僅是黨和政府聯系群眾、服務群眾的橋梁與紐帶，更是促進農村發展、推動基層治理的重要主體。鄉村全面振興的持續推進對農村基層干部提出更高的能力和目標要求，需要該群體在融入農村、深入群眾、了解需求的前提下，提升自身履職效能，夯實基層治理基礎。年輕干部作為農村基層治理體系中的接續力量，具有明顯的創新性、發展性特征，其重要性不僅體現在彌補基層人才缺口，更在于推動農村治理模式轉型、增強農村發展內生動力、實現國家戰略的精準落地。
當前，部分年輕干部在農村基層出現“水土不服”問題，主要表現為生活方式與農村環境存在“溫差”、激勵保障與工作內容存在“反差”、職業預期與現實處境存在“落差”、工作能力與治理情境存在“偏差”。2025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 扎實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意見》指出：“保持縣級黨政領導班子成員任期穩定，持續加強鄉鎮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建設，著力解決部分年輕干部在農村基層‘水土不服’問題。”科學認識部分年輕干部在農村基層“水土不服”問題的表現與影響，提出有效應對之策，才能不斷提升農村基層干部隊伍能力與群眾工作質量，高質量推進鄉村全面振興。
部分年輕干部在農村基層“水土不服”問題的主要表現
生活方式與農村環境存在“溫差”。一是社交方式個體化與熟人社會的張力。在長期個體化的網絡社交方式影響下，少數年輕干部在農村基層存在個體行為層面的本位主義①，在工作中表現為“事本主義”的追求與任務導向型的工作方式，缺乏對鄉土情感聯結的培育。二是有的農村地區的生活條件與城市的現代化生活條件，存在一定差距。與城市生活中高度嵌入的數字化服務、即時性消費等現代便利條件相比，有的農村地區面臨網絡覆蓋不全、多樣化服務供給不足的現實制約，使得少數年輕干部在短期內難以充分適應。三是有的基層地區文化設施不健全。文化場所、文化活動、文化主體相對單一，可能會加劇年輕干部的心理孤獨感，致使其難以形成對農村文化價值的歸屬與認同。
激勵保障與工作內容存在“反差”。農村基層干部的激勵體系與繁重工作任務不適配，表現為待遇保障力度有待提升，精神激勵機制作用有待加強。一方面，農村基層干部薪酬體系有待完善。在城鄉二元結構尚未完全被打破的背景下，基層干部薪酬體系仍沿襲“屬地化”原則，其收入水平與地方財政能力直接掛鉤，而不是與治理任務復雜度、工作負荷強度形成合理對應，使一些干部實際收入難以匹配日益增長的公共責任，薪酬增長的動態調整機制亟需優化完善。另外，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由于基層財政收入結構相對單一，難以提供具有競爭力的薪酬，導致對農村基層干部的職業吸引力受限。另一方面，精神激勵機制有效性不足。傳統精神激勵一般多為榮譽證書、通報表揚等程式化手段，但一定程度上難以滿足年輕干部對職業成長、社會認同的深層期待。個別單位部門的精神獎勵流于形式，甚至存在激勵機制不公平問題，容易挫傷年輕干部的工作積極性。
職業預期與現實處境存在“落差”。職業預期與現實處境的“落差”，折射出有的農村基層年輕干部在權責配置、動力維系與成長通道等方面面臨的困難。一方面，治理責任與治理權能難以適配。“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表明農村基層工作任務繁重，年輕干部往往身兼數職，需要應對復雜多樣的治理任務，“文山會海”等基層負擔更會消耗年輕干部的精力，可能會影響他們干事創業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另一方面，短期熱情與長期堅守可能存在張力。初入農村基層的年輕干部往往懷著干事創業的激情，但實際上農村工作具有復雜性和長期性的特點，并且農村地區的工作機構規模相對較小，職務職級數量與晉升通道較為有限，年輕干部可能因缺乏足夠的晉升崗位與持久的努力，使得個人職業發展受限，從而產生心理“落差”。
工作能力與治理情境存在“偏差”。一方面，干部能力與工作要求存在錯配。202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指出：“審結涉教育、養老、醫療等民生案件548.3萬件，同比增長1.7%。”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群眾利益訴求日益多樣化，需要農村基層干部持續提升群眾工作能力。但少數年輕干部自我提升意識不夠強，有的地方干部選聘仍以學歷和考試成績為主要考察標準，加之基層干部培訓渠道不夠順暢等問題，造成少數年輕干部的專業能力與農村基層治理實際需求不匹配。例如，少數年輕干部存在“機關化”傾向，深入群眾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較為薄弱。少數年輕干部的能力短板集中表現為，政策“落地”難、矛盾糾紛的彈性治理不足、資源整合低效等。另一方面，農村基層治理生態的適應性問題。少數年輕干部對農村治理場域的特殊性存在認知局限，其行動邏輯與農村治理中的非正式規則存在錯位。個別年輕干部在農村工作中缺乏與群眾的互動意愿，不愿主動下鄉，或不愿與群眾現場溝通②，與農村非正式治理網絡逐漸疏離。隨著農村網民群體規模持續擴大，農村治理的突發性、綜合性和技術性特征日益凸顯，這對農村基層年輕干部的治理適應性提出更高要求。
部分年輕干部在農村基層融不進、扎不下的現實影響
容易導致干群關系疏離。其一，有的年輕干部融不進基層，導致有的基層民眾對年輕干部缺乏信任感。年輕干部因缺乏豐富的實踐經驗，政策執行與轉化能力有待提升。個別年輕干部在農村基層工作中存在“遙控指揮”現象，缺乏深入田間地頭與群眾“面對面”交流的意識與耐心，使群眾訴求難以得到及時高效回應，弱化了農民對其信任感。其二，少數年輕干部與群眾的情感聯結不夠緊密，在與群眾溝通交流時，念不好“地頭經”，導致“話難接、情難通”，較難獲得群眾認可。其三，少數年輕干部的領導能力有待提升，難以充分了解與精準把握群眾的服務需求與反饋，帶動能力不足、組織動員群眾能力受限，在推動工作時難以有效發揮多主體作用，群眾凝聚力有待增強。
容易導致有的年輕干部內生動力不足。一是少數年輕干部產生職業倦怠。當前農村基層工作的不確定性、復雜性導致少數干部負擔較重，在一定程度上，相對固定的薪酬使個別年輕干部出現“躺平”心理，陷入“能干不愿干”的矛盾困境。二是少數年輕干部擔當作為意識不夠強。主動擔當作為是年輕干部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重要前提，但當前個別年輕干部擔當作為意識不夠強，主要表現為創新意識匱乏、聯農帶農富農能力薄弱和扎根農村服務群眾的意識不夠堅定。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少數年輕干部自主學習的主動性不夠強，治理能力提升的內生動力欠缺；另一方面，有的地方落實容錯糾錯機制流于形式，導致干部主動擔當作為的風險成本增加，有的干部產生“少干事少犯錯”的消極心態。在制度供給層面，學習培訓機制存在“供需錯位”問題，有的上級組織的培訓內容側重理論宣講，與農村基層治理的實際需求脫節，且實踐鍛煉機會過度集中于少數重點崗位，培訓方式相對單一，難以激發年輕干部的學習熱情。
容易導致人才隊伍結構失衡。一方面，城市的“人才虹吸”效應顯著。受限于基層有限的職級職數與相對狹窄的晉升通道，有的基層年輕干部不僅要面對職業發展瓶頸，還要面對現實生活中的經濟壓力。有的年輕干部傾向于借助遴選、考調等途徑，尋求更好的發展機遇。另一方面，存在人才隊伍斷層問題。農村基層年輕干部群體是否愿意扎根鄉村服務鄉村、成為鄉村全面振興的主力軍，與其在鄉村社會中的職業發展環境和條件好壞密切相關。有的地方農村基層年輕干部流失造成干部隊伍年齡結構老化、整體創新能力不足，削弱了治理隊伍的持續性與穩定性。當前有的地方農村基層黨組織隊伍也面臨黨員老齡化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村工作的有效開展。
農村基層治理效能有待提升。一是公共政策執行“懸浮化”。少數年輕干部在面對復雜治理情境時靈活處理應對能力不足，對政策目標與群眾實際需求把握不準，難以充分調動群眾參與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導致公共政策“懸浮化”執行。二是公共服務資源投入“內卷化”。少數年輕干部將城市治理經驗簡單移植到農村，在項目申報中過度追求“創新亮點”，卻忽視服務內容的實用性和可持續性，農村公共服務供給與群眾實際需求脫節，造成財政資金低效“空轉”。三是公共應急響應“遲滯化”。少數年輕干部對農村基層治理生態的復雜性認知和風險預判能力薄弱，導致應急響應啟動滯后。面對突發公共事件時，有的年輕干部過度依賴行政化手段，非正式治理資源的協同作用發揮不充分，難以全面動員群眾參與應急處置，致使群眾性參與度與迅捷性有待提升。
破解“水土不服”，幫助部分年輕干部切實適應、融入農村基層的有力舉措
構建雙向互動機制，促進年輕干部融入農村基層。首先，構建“新老結對”生活共同體。組織本地農村基層干部家庭與年輕干部“節慶共慶”，開設“鄉村生活工作坊”，讓年輕干部快速融入農村社會關系網絡；搭建“農村基層干部線上社群”，定期舉辦主題沙龍，如“駐村Vlog大賽”“基層治理金點子分享會”等，解決年輕干部社交斷層問題。其次，加強對農村基層年輕干部的生活支持力度。經濟條件允許的地區，可實施“青年人才安居工程”，緩解城市生活慣性與農村環境差異的張力；創建“青年社群中心”，內部設置“鄉村創客實驗室”“非遺傳承角”等復合型興趣功能空間，支持年輕干部將個人興趣與鄉村發展結合起來，實現生活融入與工作賦能雙向促進。再次，優化服務型黨建引領機制。在農村治理實踐中，年輕干部需要依托農村黨支部，充分發揮黨員先鋒模范作用，實施“黨員聯系戶”制度，每名黨員包聯5—10戶村民，定期收集群眾訴求，確保群眾聲音能夠順暢反饋到村“兩委”；完善“黨組織帶動+政府引導+社會參與”的協同治理模式，農村基層黨組織需要積極創新聯系群眾機制，組織動員群眾參與村莊公共事務，基層政府需要推動和激勵年輕干部擔當作為，提升農村基層年輕干部的群眾工作能力。最后，構建動態的服務需求溝通機制。一方面，農村基層年輕干部需要依托數字技術便利群眾訴求表達，形成穩定的訴求反饋渠道，通過及時準確了解和回應民眾期待，提升治理效率、改善服務體驗③；另一方面，年輕干部需要增強適應性治理能力，結合農村社會結構與經濟發展水平，確保公共政策在基層的可操作性與落地實施。
完善多維激勵機制，拓寬年輕干部發展晉升通道。一方面，完善多維激勵機制。健全農村基層干部報酬增長機制，圍繞任職年限、文化程度和職位職責等因素，建立以基本薪資為主、福利待遇獎勵為補充的結構化報酬體系④。在完善激勵體系的過程中，需要注重實現激勵方式的多樣化，堅持將物質激勵與精神激勵相結合、個體激勵與集體激勵相結合、短期激勵與長期激勵相結合。同時，推動待遇優化協同機制的創新，構建“精準培訓—動態考核—多樣激勵”的閉環系統，為鄉村全面振興提供可持續的人才支撐。另一方面，拓寬職業發展晉升通道。適當增加優秀農村基層年輕干部進入鄉鎮政府或事業單位的名額，優化從村級干部到鄉鎮及以上職級的晉升機制，拓展職業發展晉升路徑，將農村基層年輕干部的個人價值與服務群眾的社會價值有機結合，實現從“水土不服”到“如魚得水”的轉變。
促進治理資源合理配置，助力年輕干部職業成長與發展。首先，協同提供資源支持，增強履職內生動力。基層政府需要完善政策適配機制，可通過財政撥款或集體經濟收入，支持農村建設與干部薪酬提升，提高農村基層年輕干部資源整合及外部合作能力，幫助農村基層年輕干部突破職業發展與成長的資源瓶頸。其次，分類精準供給治理資源，提升年輕干部資源調配能力。政府對農村公共服務資源的供給需要堅持“動靜結合”的分類原則。一方面，提供固定的普惠性公共服務；另一方面，提供動態化、差異化的公共產品，此類公共服務資源中可保留部分“動態資源”，這部分財政資源用于向各地區提供差異化和難以標準化的錯綜復雜的微服務產品⑤，增強農村基層年輕干部對公共服務資源的調配能力，助力年輕干部實現自身抱負與理想。最后，支持產業創新實踐，促進實現職業價值。基層政府部門需要積極探索“政府+市場+社會”的多樣融資模式，支持年輕干部主動對接社會資本，與農業企業合作，構建“村集體+企業+農戶”發展模式，通過村集體提供土地、企業投資、農戶參與管理的方式，推動農業產業化發展，提升年輕干部對產業資源的統籌水平，增強年輕干部聯農帶農富農的實踐能力。
創新干部培訓的長效機制，提升年輕干部的群眾服務能力。其一，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工作責任感與使命感。通過“四下基層”工作機制，創新運用情景模擬、案例教學、老帶新“傳幫帶”等方式，幫助年輕干部在推進鄉村全面振興、調解矛盾糾紛等具體實踐中，增進群眾感情、掌握工作方法、厚植為民情懷。通過多種媒體渠道宣傳優秀年輕干部的先進事跡，激發年輕干部服務群眾的熱情。讓年輕干部深入群眾，了解群眾所需，強化與群眾的互動，增強為民服務意識。其二，優化培訓內容，突出實踐與應用導向。在培訓內容中增加農村產業發展、政策執行、治理機制創新等課程。加強對農村基層干部的政策解讀培訓力度，創新推出形式多樣的宣傳讀本，讓農村基層年輕干部以百姓喜聞樂見的方式宣講政策⑥，并結合案例分析、現場教學等方式，提高培訓實效性。其三，擴大培訓范圍，形成能力提升長效機制。創新多樣化的培訓形式，讓更多的農村基層年輕干部參與到實踐培訓中，確保年輕干部的工作能力得到有效提升，設立培訓考核與跟蹤機制，通過基層實踐鍛煉、開展一線服務考評，堅持定量考核與定性評價、過程評估與結果考核、組織考評與群眾評議“三結合”；建立日常紀實臺賬與季度述職評議聯動考核體系，根據鄉鎮街道、窗口單位、駐村工作隊等不同崗位特點制定考評細則；建立核心考評體系，在群眾考核維度，設立“民情溫度計”，通過入戶調查、掃碼評價等方法了解群眾滿意度；創新“辦事回音壁”，通過跟蹤服務事項辦結率、重復投訴率，獲取服務滿意度；建立“口碑積分制”，采集“新農人”、村民代表等群眾的定性評價。在業務考核維度，通過惠民政策知曉率、執行準確率、覆蓋達標率，考核政策落地效能；通過歷史遺留問題化解數、急難愁盼事項辦結數，考核攻堅克難成效。建立能力成長檔案，記錄參與重點任務、應急處突等實踐表現。其四，強化多方主體聯動，匯聚專業力量支撐。基層政府需要積極搭建合作橋梁，聯合高校、科研院所、專業培訓機構等多方主體，構建農村基層年輕干部成長體系。高校可發揮學術資源優勢，定期開展政策解讀講座與前沿理論課程；科研院所憑借專業研究能力，為年輕干部精準提供產業發展規劃指導；專業培訓機構則可針對農村常見矛盾糾紛，開展模擬調解培訓，增強年輕干部矛盾調解實操技能。同時，基層政府需要鼓勵農村基層年輕干部輪崗交流學習，增強對農村基層復雜治理情境的適應能力。
（南京農業大學資源環境與發展研究院研究員高鵬程，南京農業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教授裴正薇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創新互聯網時代群眾工作機制研究”（項目編號：20ZDA023）研究成果】
【注釋】
①魯君：《鄉村振興戰略下的農村基層干部作風建設》，《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第24—32頁。
②李曉溪、梁瑛楠：《年輕干部要有扎根基層的定力》，《人民論壇》，2018年第29期，第40—41頁。
③于水、任瑩、魯光敏：《網上信訪、群眾工作與公共價值創造》，《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22年第5期，第105—112頁。
④李桂華、劉夢演：《“四重四實”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干部隊伍建設》，《人民論壇》，2021年第20期，第54—56頁。
⑤賀雪峰：《村級治理的變遷、困境與出路》，《思想戰線》，2020年第4期，第129—136頁。
⑥趙秀玲：《什么樣的宣講方式更能走進干群心坎》，《人民論壇》，2018年第18期，第20—23頁。
責編/謝帥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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